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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在苏杭的租界 苏州和杭州,素为江南名城和江浙两省的省会城市。甲午战争后的中日《马关条约》,规定将它们和重庆、沙市等增辟为通商口岸。之后,日本便急切地部署在苏、杭两地设立其租界。1895年11月21日,日本驻沪总领事珍田舍赶到杭州“拟定租界地基”,并于12月6日照会浙江巡抚:“看阅各处,以武林门外运河东岸拱宸桥外之地为最妥,拟作日本租界。”浙江巡抚则“以所勘地方处所大致虽定,但丈尺四至尚未议定,现界线未将纤路丈尺留出,有碍商旅往来。并声明未订章程以前,日本商人未便来杭照复”(21)。急欲得逞的日本政府大为不满,于是就有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在北京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声称:“苏、杭开办通商,照约已迟一月,日本船商均集上海,请即设关开办,以便日船驶行”;并宣称“日本租界专为日本商民急速开办,不与各国相干(有不愿开为公共租界之意)”(22)。 几经交涉,1896年9月中日双方签订协议,在杭州拱宸桥地区划界设立“商埠区”,并在其中设立日租界。拱宸桥地处京杭大运河南端,系南北交通枢纽,素为各地商货集散交汇处。如《拱宸桥商埠地段四至说明》所载:“出武林门,北至大关计八里,皆居民稠密,市肆林立。由大关至拱宸桥计三里弱,两岸皆民房错落,且无大块地段可用。惟自拱宸桥北至瓦窑头三里,河身宽广,俗名三里洋,且系直达苏州之运河,又名下塘河,以东岸为各国通商地段,约有五利:距关市不远,便于货物运送;河身宽广,易于停船,上下货物尤便;地皆平壤,便于营造;近河皆桑地,庐墓不多,易于选购;在登云桥桥下,凡省城出入货物,便于设关稽查。”(23)1897年,中日签订《苏州日本租界章程》,辟苏州盘门外相王庙对岸青旸地,西起商务公司,东至水绿泾岸,北自沿河十丈官路外起,南至采莲泾岸,为日本租界(24)。 但是,令日本始料不及的是,以欧美商人为主体的在沪外商,出于商业成本的考虑,并不热衷去紧邻上海新开埠的这两个城市拓展业务。英国驻沪领事哲美森,在其《1895年度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中认为,苏杭两地的开埠,“无疑将对上海的贸易产生很大的刺激,到现在为止,这些城市都是从上海获得供货的,而且仍将如此”;同时他又断言:“在外商方面,不见得会出现任何涌往那里去开设分行的情形。经验表明中国人在所有港口之间的贸易经营上,都能比英国人干得更便宜些,因而我们对此已不再进行竞争,甚至也不再为此而埋怨。”(25) 于是,苏杭两地虽有日租界的设立,但独木难支,日本虽极力经营,仍难有起色。苏州的开埠,并没有改变它与上海在江南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也没有出现外商纷往的景象。苏州城内,“泰西各商均未开行,但恐洋商终不愿来此贸易,以上海各货俱全,本地商人在申购办甚便,洋商之货来此有何益耶?”(26)机器缫丝厂开办后,“几乎全部产品运往上海”(27)。 时至1906年,苏州日租界的商务仍显萧条。当时在苏州游历的日本人宇野哲人目睹,其虽设立多年,“然其规模仍是可怜至极,虽道路纵横,然我国之建筑仅数十,惟占据中国街之一侧及河岸道路之一侧而已,且极其粗恶。”(28)同年苏州商会档案称:“查苏州商市行情涨落,大致悉依上海市价为准,苏沪商业一气联络。《新闻日报》、《申报》各载省商务类志一项,所有商货行情随时涨落,立即登报,朝发夕至。近今宁沪铁路火车开行,尤为捷速,是以一切市面与沪市不相上下。至于货产进出,均以沪地转运。”(29)1911年,苏州“洋货由外洋径运进口及由通商口岸运来者,由外洋径入之货自属微细,由通商口岸运入之货其价约增关平银五十余万两,来自上海几占全数”(30)。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在苏州的实地调查报告载,直到1927年,“现在租界里只有官吏居住,而商人则居住在反向的地方”;目睹此景,其抱怨“现在的租界没有什么政治、经济价值”(31)。 距上海稍远的杭州,虽地处钱塘江口、杭州湾畔,但受涌潮涨落及泥沙淤积的阻碍,近海、远洋船只无法驶入,原先与外地的经济交往主要借助内河特别是京杭大运河经由苏州周转。自上海开埠及江南经济中心由苏州向上海转移之后,杭州连同杭嘉湖地区其他城镇的进出商品,大多直接纳入上海港内河航运货物集散渠道。“浙江的丝,不管政治区域上的疆界,总是采取方便的水路运往上海这个丝的天然市场。”即使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由于太平天国在辖区内允许丝货贩运,大量的出口丝仍被吸纳到上海成交,“自浙江以达上海,帆樯林立,来去自如。”(32)它们多循大运河至江浙接壤的平望镇转道芦墟镇,经青浦县金泽镇、西岑镇、练塘镇入黄浦江抵沪。1861年英国人呤利携银4万两至平望镇收购生丝,返程时在芦墟镇目击为数很多满载货物的“运丝船、乡下船和上海船”(33)。 杭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同样没有动摇上海作为江南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杭州开埠后,“只有两个国家——英国和日本——派遣领事到杭州”,“英国领事馆于1900年建成,坐落在运河岸边,与日本租界相对。”(34)沪杭两地的经济联系依旧频繁密切,据1909年乡土调查资料载,嘉兴、海盐、沈荡、平湖、乍浦、石门、桐乡、屠甸等地所产蚕丝、棉花、茶叶、土布等农副产品,都有很大部分直接销往上海(35)。折返时运回各类工业品,“闵行为沪南通衢,各货以上海为来源,杭、嘉、湖等属为去路,通过居多。”(36) 这种经由内河航运沟通的经济纽带是坚韧的,即使发生歹徒拦劫如1906年“有匪船数十只在沪杭往来孔道,将中外轮船围攻拦劫,毙伤多命”(37),事后仍续行船。在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时也未中断,只是相应“改变了它的长久的贸易路线,即原来用平底船从北浙运到上海,而现在则改用汽船经苏州运往上海”(38)。1906年在杭州游历的日本人宇野哲人,记述了杭州日租界的萧条:“拱宸桥在杭州城北约二里处,往上海往苏州之汽船在此发着。中国街之次,有各国租界;再次,河之下游有我国专管之租界”;其中“仅有大东公司之职员宿舍及仓库、邮电局、警察署,寂寞无邻,立于原野之中。原野中有供在杭日本人游乐之网球场,而道路尚未开通,有时甚至在我租界内可捕得野鸡。”他感叹:“我租界之位置,虽较苏州为便,然其寂寞凋零一如苏州。”(39) 为此,日租界竟“不遗余力,凡可助市场发达之事业,虽鄙贱亦不禁阻,故首倡公娼,以招徕游客”。其结果,商埠区内“多娼寮,而桥东尤盛于桥西”。娼业遂成为这一地区妓馆、茶馆、菜馆、戏馆、烟馆、赌馆这“六馆”之首。据统计,1929年在这一区域竟有“悬馆营业”的妓馆223家,妓女434人,此外还有为数更多的暗娼(40)。1927年,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在杭州的实地调查报告亦载:“日本租界沿着运河,长约2300余尺,面积总计有728亩……我国(指日本——引者)之居留者共有100余名,但住在租界里的只不过是少数官吏。有100多亩土地虽然已借与我国(指日本——引者)之人,但大部分土地还是22年前的模样,一点都没有改变,满目荒凉,没有一家商贾住进去。”(4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