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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伯希和于1909年访问北京期间,向京师一批学者展示其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文献,北京学界随后公宴伯希和,达成今后影印、刊布法藏敦煌文献的口头协议。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1909年11月发表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记录这次公宴时间为1909年9月4日。数十年来中外论著多采用此日期,但该日期明显有悖于其他相关史实。恽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记录了公宴之事,为确定公宴日期提供了另一个选择,但仍属于孤证。2012年12月刊布的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再次将公宴时间锁定在1909年10月4日,并提供了更多的相关信息,从而最终解决了公宴时间问题。本文对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讨论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前因后果,论证了公宴伯希和日期为1909年10月4日的正确性,揭示了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在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研究中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伯希和;敦煌;恽毓鼎;沈曾植;信札;公宴 中图分类号:K879. 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6252(2014)02-0130-13 中国“敦煌学”正式发端的时间,学术界普遍认定为1909年。其系列标志性事件包括:(1)1908年在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获取藏经洞出土文物的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于1909年在北京向王式通(1864-1931年)、董康(1867-1947年)、罗振玉(1866-1940年)、王仁俊(1866-1914年)、蒋黼(1866-1911年)、曹元忠(1865-1923年)等一批晚清学者出示其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文献,使中国主流学界第一次确悉藏经洞发现之事;(2)京师学者于1909年参观伯希和搜集品过程中,拍摄、抄录了一部分敦煌文献,并于当年以目录、题跋、释录等形式加以刊布;(3)罗振玉于1909年撰写并发表有关敦煌文物的简目和简述《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是迄今所知中国第一篇“敦煌学”文章;(4)北京学界于1909年在北京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双方在席间达成今后全面摄影、刊布法藏敦煌文献的口头协议。 但是,关于1909年发生的上述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具体内容和日期,学术界长期以来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数十年来的相关论著中,大都含糊其辞,自相矛盾,或错误表述,以讹传讹。有鉴于此,笔者试根据最近发现的恽毓鼎(1863-1918年)于1909年10月5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写给沈曾植(1850-1922年)的一封信札,①主要围绕其中最棘手的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日期等问题,再对相关史料做进一步的讨论。本文的目的,一方面是为恽毓鼎日记中显示的1909年10月4日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说②提供一条补充性证据,摆脱其“孤证”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是对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札与恽毓鼎相关日记内容进行一次比较研究,以彰显近代名人信札在近代史研究中的特殊史料价值。文中不妥之处,万望方家教正! 【作者简介】王冀青,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考古学史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