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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字子培,1909年时任安徽提学使、署安徽布政使。《函绵尺素》一书影印刊布了嘉兴博物馆藏183通沈曾植往来信札,主体部分是沈曾植哲嗣沈慈护于1959年捐赠给嘉兴博物馆的一批沈曾植旧藏友朋来函。恽毓鼎与沈曾植两家有世交,但两人并不经常通信。此次刊布的《恽毓鼎致沈曾植札》,是迄今所见惟一的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因此弥足珍贵。兹根据影印照片(参见附图),先对该信释录如下(段落为引者自分): 子培四世叔年大人阁下: 久疏笺敬,实缘碌碌,无足上陈。又不愿以两纸书例尘钧目。兹有长安一大公案,不能不闻于左右。 法人伯希和,在敦煌石室中得唐人书帖数十种,寄归本国。近至都下,尚携零种数束。为王叔衡、董授经诸君子侦知,因得假观影印。廿一日,觞法客于六国饭店,宾主廿四人,侄亦与焉。倾商之伯希和,拟醵资就巴黎印全,而运玻璃以来。且由学部驰电长督饬敦,令尽收其余(闻多系经卷及破碎小册),为补牢之计。同人详记书目及始末,谨以一分奉呈,望交季申家兄同阅为要。 石室之书,庚子年即发见。地方俗吏,熟视若无睹。提学之陈苏生,亦置之不问。閟藏保存千余岁,仍落于西人之手,岂非至可伤可恨之事?公闻之,当亦扼腕不平也。 南皮薨逝,不胜殄瘁之悲。初不过肝郁,中、西、东医药杂投(相国且以意增减之),遂至于此。 专肃,敬叩钧候万福。 廿二日,侄毓鼎再拜启。(16)  附图: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札。 这封信没有署明年、月份,只出现了“廿一日”公宴伯希和、“廿二日”写信这两个日期。但我们仍可轻易确定其书写日期为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 显而易见,《恽毓鼎致沈曾植札》的主要用意,是通报伯希和在甘肃敦煌县莫高窟获取藏经洞文物的消息,并介绍北京学界于“廿一日”在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的内容。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并协商以集资影印方式刊布法藏敦煌写本,历史上仅有1909年秋季的这一次,恽毓鼎参加了这次公宴活动。而根据前引恽毓鼎日记,公宴的具体时间应是宣统元年八月廿一日(1909年10月4日)。这样,《恽毓鼎致沈曾植札》末尾署明的写信日期“廿二日”,必定为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无疑。 恽毓鼎日记中,还保留下他给沈曾植写这封信的记录,也为确定《恽毓鼎致沈曾植札》的书写时间提供了佐证。根据恽毓鼎1909年,10月6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三日)日记,他于当日“致安徽沈子培丈书,附寄《石室书目》记事八纸”。(17)结合恽毓鼎日记,可知恽毓鼎参加了“廿一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一日,1909年10月4日)公宴伯希和的活动后,于“廿二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给沈曾植写了一封通报信,于宣统元年八月廿三日(1909年10月6日)给沈曾植寄出了信件及附件,脉络清晰,毫无疑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