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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还说:“同人详记书目及始末,谨以一分奉呈,望交季申家兄同阅为要。”这句话包含有以下两点主要信息:(1)恽毓鼎给沈曾植随信附寄了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的诵芬室刊印单行本;(2)恽毓鼎请沈曾植阅读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后,再转交给“季申家兄”同阅。“季申家兄”指恽毓鼎的堂兄恽毓龄(1857-1936年)。恽毓龄,字季申,1908年以安徽补用道署理安庆府知府,系沈曾植在安徽官场上的亲信。恽毓鼎于1909年10月6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寄出“致安徽沈子培丈书,附寄石室书目记事八纸”,附寄物指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诵芬室刊印单行本8页。恽毓鼎给沈曾植附寄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目的无非是想引起沈曾植对集资刊印法藏敦煌写本的兴趣。也许出于同一目的,恽毓鼎请沈曾植在看完附寄罗文后,再交给他堂兄恽毓龄阅览。 至于恽毓鼎后来是否将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交给恽毓龄同阅,我们尚不得而知。1909年11月13日至12月12日间(宣统元年十月),曾在广东任知府的莫棠(?-1929年)于广州广雅书局用活字将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排印成《敦煌石室记》,(22)他在后记中提到:“右《敦煌石室记》,罗君振玉撰。予从布政沈公请观,再付活印,以播异闻。……时宣统改元十月,独山莫棠识于广雅书局。”(23)他在翻刻活印本时直接依据“布政沈公”(署安徽布政使沈曾植)手中的罗文,肯定指恽毓鼎于1909年10月5日给沈曾植写信时附寄的罗文诵芬室校印8页单行本。如此看来,恽毓鼎寄给沈曾植的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诵芬室单行本,被莫棠翻印前一直保存在沈曾植手中。 《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还评论说:“石室之书,庚子年即发见。地方俗吏,熟视若无睹。提学之陈苏生,亦置之不问。閟藏保存千余岁,仍落于西人之手,岂非至可伤可恨之事?公闻之,当亦扼腕不平也。”这几句话包含有以下两点主要信息:(1)恽毓鼎根据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熟知敦煌藏经洞发现于庚子年(1900年);(2)不论是以安西直隶州知州恩光为代表的地方俗吏,还是以甘肃提学使陈曾佑为代表的一省文化主管官员,都没有尽到守护藏经洞文物的职责,致使文物外流,恽毓鼎对此感到愤恨不已,也相信沈曾植会有同感。恽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已经对敦煌文物外流一事感叹过:“岂非至可恨可伤之事!吾华尚为有人乎?安西牧俗吏不足责,身为学使之陈苏生,所司何事?岂竟不一闻问耶?可耻甚矣!”他在给沈曾植写信时,再次大发感慨,可知他的愤怒之情发自内心。再联想起罗振玉于1909年10月2日致汪康年信中所说:“兹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在甘肃燉煌县)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是也。……公闻之,当亦且喜且悲也。”(24)可以感受到,当年恽毓鼎、罗振玉等在面对敦煌文物外流一事时,受到的刺激是何等强烈。 《恽毓鼎致沈曾植札》最后一句话是:“南皮薨逝,不胜殄瘁之悲。初不过肝郁,中、西、东医药杂投(相国且以意增减之),遂至于此。”这句话虽与本文主题无关,但与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对于张之洞去世消息的记载相对照,可进一步确证该信写于1909年10月5日。 总之,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札》虽然很短,但在中国“敦煌学”起源问题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主要价值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1)该信进一步确证,恽毓鼎日记中记录的1909年10月4日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说是正确的,田中庆太郎的1909年9月4日说应被彻底摈弃;(2)该信首次披露,参加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活动的主宾一共有24人,为今后进一步考定参宴者名单提出了目标,限定了范围;(3)该信明确记载,关于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目的是与伯希和商量,以集资的方式将法藏敦煌文献全部拍摄成玻璃底版,运回中国,影印刊布;(4)该信透露,公宴过程中商定由学部出面给陕甘总督府拍发电报,将剩余藏经洞残卷解运到北京;(5)该信显示,在王式通、董康等人组织北京学界集资拍摄、刊印法藏敦煌文献的过程中,恽毓鼎等积极分子曾以写信方式向外界发布信息,附寄罗振玉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设法扩大阅读面,其目的应该是吸引更多同好者关注此事。具有这几点价值,该信已不失为中国“敦煌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