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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在北京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得3万册中文图书后,正准备回国之际,北京学界特意在六国饭店为伯希和举办了一次宴会。关于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时间、地点和参宴者,参加了公宴的日本人田中庆太郎有记录。他在1909年11月1日出版的日文月刊《燕尘》第2年第11号上,发表了记述文《敦煌石室中的典籍》,其中记录说: 在北京读书人的主办下,9月4日,在北京六国饭店为伯希和氏开了一个欢迎会。那一天到席的人中,有宝侍郎、刘少卿、徐祭酒、柯经科监督、恽学士、江参事、吴寅臣、蒋伯斧、董比部等十余名,可谓一时间名流汇萃的盛会。那一天,罗叔言氏因小疾缺席,是一件遗憾的事。恽学士站起来向伯希和氏举杯敬酒,对于热心求学的伯希和氏的天聪厚惠表示羡望。伯希和氏则谦逊答辞道:自己是为了研究的目的,受国家派遣而来的;能获得宝物,那只是偶然的事情;现在搜集品虽然已归法国政府所有,但学问是世界共通的;因此,如有摄影誊写等方面的希望,一定答应。⑧ 关于公宴的时间,田中庆太郎明确记录为“9月4日”。关于公宴的地点,原文作“グランドホテル”,是法语Grand Hotel(意译“大饭店”)的日语音译,系北京六国饭店的法语名称Grand  des Wagons-Lits(直译为“卧铺车厢公司大饭店”)的简称,确指六国饭店无疑。六国饭店初建于1900年,再建于1905年,位于北京使馆区东交民巷的原太仆寺旧址,主要是供各国驻华人员、清朝达官贵人住宿、餐饮、娱乐的聚会场所。关于公宴的参加者,田中庆太郎提到“宝侍郎、刘少卿、徐祭酒、柯经科监督、恽学士、江参事、吴寅臣、蒋伯斧、董比部等十余名”,罗列了其中9人的姓氏、官职或名号。田中庆太郎罗列的9人参宴者,身份很容易查明。“宝侍郎”指时任学部右侍郎的宝熙(1868-1931年),“刘少卿”指时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学部副大臣的刘廷琛(1868-1932年),“徐祭酒”指时任学部国子丞的徐坊(1864-1916年),“柯经科监督”指时任京师大学堂经科代理总监督兼典礼院学士的柯劭忞(1850-1933年),“恽学士”指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兼国史馆总纂的恽毓鼎,“江参事”指时任京师大学堂文科学长的江瀚(1857-1935年),“吴寅臣”即时任内阁中书的吴昌绶(号寅臣,1868-1924年),蒋伯斧即时任学部咨议官京兼师大学堂音韵教习的蒋黼(号伯斧),“董比部”指时任刑部主事的董康。除指名道姓列官衔的这9人外,还可以轻易推知两名公宴参加者的姓名。伯希和作为主宾参加公宴,自不待言。田中庆太郎肯定也参加了公宴,否则不会详细记录下公宴的细节。这样,可以确知11名参宴者的姓名,这已符合田中庆太郎的“十余名”之说。田中庆太郎的记录中说:“那一天罗叔言氏因小疾缺席,是一件遗憾的事”,明确将罗振玉排除在公宴参宴者行列之外。 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他的帮助,以影印出版法藏敦煌文献。据伯希和本人于1909年12月10日在巴黎索邦梯形大讲堂发表的演说《在亚洲高地的三年》中所说: 北京的饱学之士们也接二连三地来到我的住处,为的是检查和拍摄我的旅伴们没有随身带走的那几件东西。最后,他们为我举办了一次宴会,并且还组织了一个协会(association),目的是将我们的典籍中最重要的部分翻拍成照片复制件,然后用一大套丛书的形式刊印出来。他们还要求我居中斡旋,为的是让人们在巴黎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条件:这完全是我们应该为他们做的最起码的事情。⑨ 可以肯定,公宴参会者曾在席间告诉伯希和说,他们为了醵资影印、刊布法藏敦煌写本,已经成立了一个类似民间结社的协会。为了请伯希和将来在提供敦煌写本照片等方面给与帮助,这帮年龄比伯希和大10—28岁的北京饱学之士们,在30岁出头的伯希和面前毕恭毕敬,极尽赞美之词。据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记载,公宴过程中,众人还推举恽毓鼎为代表,向伯希和举杯敬酒。 田中庆太郎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53年11月16日,日本汉学家神田喜一郎(1897-1984年)在京都龙谷大学发表讲演《敦煌学五十年》,将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嵌入讲演稿中。该讲演稿发表后,才使得学术界开始重视这篇日本“敦煌学”史上的第一文。⑩由于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提供了一个貌似精确的日期,即北京学界于1909年9月4日公宴伯希和,故近来被研究者奉为至宝,反复引用。如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一文便采用此说:“9月4日,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11) 但是,田中庆太郎记录的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日期1909年9月4日,明显早于王式通、董康、罗振玉等人初见伯希和的时间(1909年9月28日中秋节或以前),在时间关系上明显不合理,令人疑窦丛生。为了避免矛盾,遂有学者将“9月4日”当作阴历日期看待,以求通融。如孟宪实《伯希和、罗振玉与敦煌学之初始》一文中说:“大约从八月十五开始,罗振玉等就没有空闲,十多日奔走抄写,辛苦异常,以至于到了九月四日的六国饭店宴会的时候,罗振玉竟然因病不能参加了。”(12)孟文习惯以汉文数字表示阴历日期,“九月四日”与“八月十五”对应,显指阴历日期。按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彻底改用阳历(公历),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写的日语文章,发表在日本人办的日文杂志上,读者对象主要是日本人,所用日期不可能是阴历日期,必定是阳历日期。在阴历日期解释不通的情况下,只能寻找其他解决矛盾的途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