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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节试对《恽毓鼎致沈曾植札》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将其与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记进行比较,以揭示该信札具有的特殊价值。 《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首先说:“久疏笺敬,实缘碌碌,无足上陈。又不愿以两纸书例尘钧目。兹有长安一大公案,不能不闻于左右。”这几句话表明,恽毓鼎和沈曾植之间平时很少通信。遍查《恽毓鼎澄斋日记》、许全胜撰《沈曾植年谱长编》(18)等书,的确很难看到他们互通信件的记录。但因近期在北京发生伯希和携带敦煌文物来访、京师学者拜访伯希和、借阅并影印伯希和所携敦煌文献、学界公宴伯希和、双方商妥集资影印法藏敦煌文献等一系列重要事件,又促使恽毓鼎不得不给给沈曾植写信通报相关情况。 关于恽毓鼎给沈曾植写信的主旨,《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接着说:“法人伯希和,在敦煌石室中得唐人书帖数十种,寄归本国。近至都下,尚携零种数束。为王叔衡、董授经诸君子侦知,因得假观影印。”这几句话点出写信的主旨与伯希和有关,包含有以下3点主要信息:(1)伯希和在敦煌获取敦煌文物,但大都寄回法国;(2)伯希和近期在北京逗留,随身携带几件敦煌卷子;(3)王式通和董康最早获悉伯希和敦煌考古事,在北京拜访了伯希和,借阅其随身携带的几件写本,并拍摄洗印成了照片。这些信息,与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所记内容大致相同,但显然不如日记详细。 关于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时间、地点和参宴者,《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记述道:“廿一日,觞法客于六国饭店,宾主廿四人,侄亦与焉。”这句话包含有以下两点主要信息:(1)北京学界于宣统元年八月廿一日(1909年10月4日)在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2)参加公宴的宾主一共有24人;(3)恽毓鼎本人参加了这次宴会。这句话的最大价值,是提供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确切参宴人数。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中记录说参宴者有“十余名”,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记记录说参宴者有“二十余人”。这两个数字固然都是大约数,但因差距很大,也使后世引用者往往不知所从。《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更进一步说明“宾主廿四人,侄亦与焉”,不仅确证恽毓鼎日记所记“二十余人”比田中庆太郎所记“十余名”更加准确,而且还提供了24人这个精确的数目。有24名参宴者,为今后进一步考定参宴者的完整名单提出了目标,限定了范围。我们既已确知和推知14名参宴者的名单,相信剩余10名参宴者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被逐渐考定出来。 关于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宴会上的谈论内容,《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记录说:“倾商之伯希和,拟醵资就巴黎印全,而运玻璃以来。且由学部驰电长督饬敦,令尽收其余(闻多系经卷及破碎小册),为补牢之计。”这两句话包含有以下两点主要信息:(1)北京学界在公宴伯希和的过程中,与伯希和商定,拟以众人集资的方式,请伯希和在巴黎将法藏敦煌文献全部拍摄成玻璃版照片,将底版寄回中国;(2)公宴过程中还商定,由学部出面给陕甘总督长庚(1843-1915年)拍电报,让长庚饬令敦煌县政府,将剩余藏经洞残卷搜集解运北京。 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伯希和返回法国后,能将法藏敦煌文献的玻璃板照片寄回中国,以便在中国编辑影印成书,费用由参加宴会者集资解决。关于这一目的,恽毓鼎日记中没有明记,而《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说得很清楚,体现了该信札的又一重要价值。而信文中提到的“由学部驰电长督饬敦”一事,可从另一个角度,为学部于1909年10月5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二日)给陕甘总督府拍发《行陕甘总督请饬查验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提供背景材料。 以往学界谈论学部《行陕甘总督请饬查验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多将此功完全归于罗振玉。毋庸置疑,罗振玉在促成学部拍发这份电报方面,确实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时,罗振玉并没有参宴,而席间仍做出“由学部驰电长督饬敦,令尽收其余(闻多系经卷及破碎小册),为补牢之计”的决定,这也应被视作促成学部致电陕甘总督的重要原因。当时的学部主管高层,包括“管理事务张之洞、尚书荣庆、左侍郎严修、右侍郎宝熙、左丞乔树柟、右丞孟庆荣、左参议林灏深、右参议戴展诚、国子丞徐坊、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19)管部大臣张之洞年老多病,管部不管事,且行将就木,就在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同时“酉刻”在家中去世。(20)学部尚书荣庆(1859-1916年)因患中风,长期请病假。学部左侍郎严修(1860-1929年)、右侍郎宝熙因于1909年8月13日带领本衙门司员引见时奏对多言而受到罚俸处分,此后严修请病假3个月,宝熙消极对待公务。学部左丞乔树楠(1850-1917年)是真正暂管学部日常部务的人,但因烟瘾甚重,常因戒烟而请假。1909年7月30日《民呼日报》发表《老大病夫国之现象》一文,描述此时的学部情形时说:“学部荣中堂因患中风,久病不愈。近则张中堂患病,宝侍郎亦患病,乔左丞亦因戒烟请假。学部堂上为之一空。而各种公事,均为之停顿。”(21)但在1909年10月4日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时,至少有3名学部高官,即右侍郎宝熙、国子丞徐坊、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竟然都参加了公宴伯希和的活动。公宴席间做出学部给陕甘总督府拍发电报的决定,值得重视,也是《恽毓鼎致沈曾植札》提供的又一重要信息。罗振玉虽没有参加公宴,但他在此前已向乔树楠提出给陕甘总督府发电的申请,并拟写好电文草稿,再由乔树楠请示上峰宝熙拍板后实施。学部给陕甘总督拍发电报的日期,与恽毓鼎给沈曾植写信的日期相同,都在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次日,可证《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所说属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