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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伯希和于1908年春、夏之际在敦煌获取藏经洞文物后,于1908年12月12日返回其工作地点法属安南河内。1909年5月21日,伯希和离开河内,走海路前往中国,计划先在北京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买汉文书籍,然后再乘火车取道俄国,返回法国巴黎。伯希和乘船北上途中,途经上海,于1909年6月上旬访问了南京,多次拜访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1861-1911年)及其所聘美籍新政顾问约翰·卡尔文·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年)等人,向他们透露了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之事。1909年6月9日,伯希和离开南京,取水路经上海、天津,于1909年6月下旬或7月上旬到达北京。 伯希和到北京后,隐居在东城东单以南的苏州胡同与八宝楼胡同交汇处附近,只出没于琉璃厂等地,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买图书,有意识地避免接触北京政学界上层人物。但伯希和到达北京之前,清廷已于1909年6月28日改任端方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也于1909年7月23日到达驻节地天津,此后经常率其幕僚往返于北京、天津之间,偶与伯希和有交往。端方在京活动期间,还“以洋员福开森近年办理交涉颇资得利,因特奏请赏加二品顶戴,以示奖励”。③于是福开森也于1909年8月26日或稍前从上海来到北京,一来领赏,二来辅佐主子端方。福开森到北京后,与伯希和重聚。由于端方及其幕僚以及福开森都与北京政学界和收藏界有密切关系,伯希和在敦煌获宝并随身携带部分敦煌文献的消息,逐渐传播开来。 1909年9月中旬前后,清大理寺推丞、学部谘议官兼度支部清理财政处谘议官王式通和刑部主事董康,最早侦察到伯希和在北京的行踪。当王式通和董康得知伯希和获取敦煌写本并随身携带一部分敦煌写本的消息后,请福开森出面介绍,得以拜见伯希和,参观了一部分敦煌写本,并拍摄了照片。王式通和董康拍摄一部分敦煌写本的照片,目的是以影印形式,由董康诵芬室刊布于世。当王式通和董康确认已送往巴黎的伯希和搜集品数目庞大、内容丰富后,自感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这项工程,于是计划以纠集同好结社集资的方法,托伯希和返回巴黎后将全部法藏敦煌写本拍摄成当时流行的玻璃板照片,然后寄回中国交由董康诵芬室等刻书处印行。 为了逐步实施这项计划,董康力邀1909年8月26日刚从日本考察归来的学部参事、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监督罗振玉参与调查工作。据罗振玉晚年自述《集蓼编》记载,他和董康等人“乃以中秋晨驱车往”,④去伯希和的寓所初见伯希和。可以证明,董康带领罗振玉等人初见伯希和的时间,是1909年9月28日(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上午。伯希和在接待罗振玉等人的过程中,讲述了有关敦煌藏经洞的信息,出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记事簿、写本标题简目等,展示了手边的一部分敦煌写本。罗振玉边听边看边记录,回家后便将所闻所见整理成一篇记述短文,实际上是一篇简单的记录和目录,定名为《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在罗振玉拜访伯希和前后,学部编译图书局副局长王仁俊、内阁中书曹元忠等人,以及当时在北京居住的日本“文求堂”汉籍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1879-1951年),也都专程拜访了伯希和。 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的前言部分,首先简介了“敦煌石室”概况、藏经洞发现经过以及伯希和获取写本的过程,是最早透露藏经洞文物发现、流散历史信息的文献。随后,罗文分两部分记录文献目录,第一部分根据伯希和简目著录31项,第二部分根据亲眼所见著录12项。罗文没有署明撰写时间,但据罗氏前记中所说“昨往观,将所见及已寄回之书目,略记于左”一句话,⑤可将该文的完成时间定在罗氏拜访伯希和的次日,即1909年9月29日。 罗振玉在董康指点下拜访伯希和,写成《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首要目的是为王式通、董康发起的结社集资刊印敦煌写本的计划而服务。因此,罗文撰成后,采取最便捷的方法,立即交由董康自家的诵芬室刊印成单行本,以便尽快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诵芬室校印出版的罗文《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单行本一共8页,⑥是该文的第一个版本,可视为原始版本。 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诵芬室本未标明刊印时间,但我们可以推知其印出日期。罗振玉拜见伯希和4天后,即1909年10月2日(宣统元年八月十九日),给《京报》主持人、学部咨议官汪康年(1860-1911年)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兹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在甘肃燉煌县)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是也。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此可恨也。其小半在都者(皆隋、唐《艺文志》所未载),弟与同仁醵赀影印八种,传钞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此可喜也。闻石室所藏尚有存者,拟与当道言之,迅电毛实君(毛庆蕃)。余存不知有否?但有,尽力耸动之。前车已失,后来不知戒,此可悲也。弟有《石室书录》数纸,随后印成寄奉。公闻之,当亦且喜且悲也。⑦ 信文提到“弟有《石室书录》数纸”,肯定指他刚撰写完毕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又提到“随后印成寄奉”,说明当时罗文正在诵芬室校印中。据此可推,罗文诵芬室本的印毕时间,应在罗振玉1909年10月2日给汪康年写信后不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