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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作茧自缚”到“阳奉阴违”:中立观的嬗变 在要求中立国严守中立的同时,清政府却逐渐意识到中立法阻碍中国争取国际援助。枪炮、火药、子弹等军火,久必损缺,却因“各国既守公法,一概停卖”[16]62而无从购置。尤其当台湾遭到法舰封锁后,中国的救台行动无从入手。“闽、粤有兵而不能飞渡,南北洋有船而不能分援,募本地之番则以无火器而不能战,雇他国之舰则以违公法而不肯行。”[17]21局外国均以“公法窒碍为辞”[16]72。 同样因为中立法,清政府从欧洲购买的轮船和武器都无法运回中国。9月26日《申报》刊载一篇题为“论中国大度”的时论短文对此有一番精当的述评:“各国定例,凡与国有争战之事,各国皆守局外之例,不得以本国之人为相争之国所用,既有前时所用者一经示战立即退职,不得为相争之国修造船只,制办军火,不得以煤粮等物私自卖与,此皆公法之定例,万国所守而弗失者也。中国在德国定造之铁甲水雷等船期约已逾,尚未驶回中国,盖以德人守局外之例,不敢送至中国,故船已开行至香港,而濡迟不进。”[18]直隶总督李鸿章也因“德国定购铁舰,既为公法所阻,急切不能驶回”[17]119深感创巨痛深。奉命督办福建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则指出中立法对中国购置军械的严重影响:“香港、英都已奉法廷命,不准接济,是中国购军械亦必不行。顷又接外洋电:津、沪英领事均出示云,法兵船奉法廷命,以后中国各海口,遇有他国商船,必要从严查验,不准载军械等物。”[17]282由于战前向德国所定的定远等三铁舰和战时军械购运均因中立而受阻滞,不少封疆大吏在中立法问题上深感捉襟见肘。 就在因引入中立而深受作茧自缚之苦的同时,清政府清醒地看到法国虽表面要求严守中立,背地里却要求中立国在对中国守中立的同时对法国提供援助。对此,左宗棠曾发泄不满,“然果守局外例,亦是公法。何以台湾道十二月初七来禀,犹称探有英轮二只为法人运军械粮食?中国素敦睦谊,法人残暴无理,扰坏商务,似应不为接济,方合公法,何以任英商船运济?香港既封,究竟赴台之船系由何处开往?船主何人?应否照公法辩论”?[17]282欧美其他列强对于中立法规并不重视,往往以中法未宣战为由拒绝严守。9月3日,上海英国天祥洋行的加纳胡思礼轮船装煤一千数百吨出口。经查核后,中国确认该船冒称运往晖春,实则卸给福州口外马祖澳所泊之法兵船。总税务司赫德得知此案后,以中法未宣战为名,不认为该船违背公法,“迄今中法均无宣战之示,终属友邦,以致各国无由必守局外之例,故法国兵船既可任便自赴英国各属地,即如香港、新嘉坡等处购买煤斤、食物等项,若英国商船将同类之物载运接济,即应按公法科罪乎”[9]2497-2500。同月,俄国公使博白传回复说,无法按中国要求做到严守中立,“公然明示战事,则局外之例,方能举行,而中法两国,迄今尚未见有此布告明文,俟有此宣布明文,则他国始能按照万国公法称为局外之国,而任局外一切之责,惟此内有一要端,自系以所谓军需所禁之物供彼供此也”[9]1934。美国公使杨约翰也表示不愿意遵循中立法规、接受法国战时检查,“法国预行搜阻英美商所承运之江浙漕米,与前议不符……本国虽甚惜中法有此战争,然不能于中法之欲按公法所载应有之权,谓某国不应照料,至于由本国运米至中国一节,本国向未言及是否准听法国禁阻”[19]2646。 于是,清政府进一步意识到:貌似公平却并不足恃的中立法,对于处于军事劣势的中国而言其实并不公平。“以我之海面一旦用兵,我不能禁而彼转得而禁之,坐令孤悬之台湾无路可通,以馈军资,而彼或远自泰西,近自新加坡西贡香港装运而来,以供彼船之用,我竟无以阻之。即他国代购、代运,公法当守局外,其能守、不能守,我并无从查考”[20]。清政府认为法国未经宣战却盘查商船的行动“显违公法”,实因法国滥施战权已经严重影响中国各海口之间的军械购运和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战时援助。由于法军按照政府训令开始从严查验中国各海口商船,“中国运军械固碍各国商务,且各省各口往来购运军械甚多,必大掣肘”[5]223-224。 显然,由于缺乏实力,中国既无法监督局外中立,也无法对援法军资实行禁阻。按中立法规阻止局外国对法国军需物资援助,不仅没有达到逼迫法国屈服的预期目标,反而使清政府陷入孤立无援、坐受围困的窘境。如何破除中立内在的张力以便在限制法国得到他助的同时尽可能使中国得到外援,便成为清政府重新评估和运用中立法的关键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