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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粤督张之洞在《致总署法人背约请商德国力助电》中提出请求德国援助的办法。他说,既然德国人“以法人所为违背公法战例”,总理衙门应速商驻京德使,并要求驻德公使李凤苞谒见德皇,诚恳请求德国“设法力助”[23]831。总理衙门同意张之洞的意见,于3日电令李凤苞“告诸德主,请设法助我,彼此有益”[23]832。李凤苞回复称,“由公使雇员来助,实碍公法”,至于密雇的德国退役兵官,已于9月1日乘船来华,“雇员助战系私相勾引”,即便被德国公使领事责怪,中国无非“空赔雇费”、撤回李凤苞而已[24]851。 12月30日,候补直隶州知州钱德培又发表了战时密募洋员的主张。他认为,尽管公法禁局外国援助交战国,“然暗中订募,则亦未必禁止”,中国既经德国定造定远等三铁舰,不妨又购置土耳其原拟向德国所定的两艘铁舰,再购转运煤粮的轮船数艘、艇雷若干,募用德国退役兵官,合成一军,仍借德国商旗,由苏伊士河或绕道非州,行驶来华。倘有法军阻截,立即改升中国龙旗,随行随战,两三月之久,当可抵华。另外,陆续密订德国陆路官弁兵丁一二十营,“多多益善”,“分起改扮商人”,乘船来华。如此花费固然不少,但较之赔偿法国则又划算。更何况战胜之后,可以收复西贡,索赔于法国。总之,“法人不愿宣战,我亦收回成命”,“彼之于我不合公法,我之于彼不必合公法”[9]2440-2443。 除了招募德国退役官兵外,清政府还私下利用英国船只运输军火到台湾。关于这一点,清政府显然也没有对外公开。但英国公使巴夏礼在处理上海英国洋行胡思礼轮船案中有透露。10月28日,英国公使巴夏礼照会称,自9月16日收到上海道邵友濂指责英方私运军火接济法国的照会后,英国总领事馆于19日答复中国时承认存在“塞加纳胡思礼轮船运煤接济法船”的事实,同时也应该看到,“先后均有英国轮船转运军火,接济台湾华军之事”。在英国来看,中国与法国都未曾正式宣战。英国商船或济煤斤与彼国,或济军火于此国,中国实无权力禁阻。苏松太道及其他华官不得以将煤斤接济法国师船视为“违犯局外”之例,归咎英商。如果接济法船属于违犯中立,英商等代中国装运丁卒、军火等事,同系“违犯局外”之例[9]2142-2143。据巴夏礼表示,前后有一些英国轮船在上海及附近装运军火,接济台湾华军[9]2147。 除了英国自认的情形外,中国的船员虽明知违背公法,却仍然冒挂英国旗帜。根据公法:“凡本国商船改用他国旗帜须在两国未开衅以前……此万国通行之通例也。”[25]8211885年3月19日,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文称,“台湾自购平安旧轮,勉借英国旗帜,冒险往来,渡送兵勇。而英领事自法逆二次封口,奉英国廷命,应守局外公法,尚在掯给船牌”[19]2709。按照公法,“旗帜不准假借”,[26]法国也责怪英人“有偏护中国”[27]。 当然,清政府在中立法问题上表里不一,不仅体现于秘密争取局外国的私相援助,还体现在公开要求局外国不得援助法国,二者交错杂揉、并行不悖。1885年1月3日,中国驻英公使会晤英国外务大臣时,直接指出中法交恶期间英国竟任法国战舰来往香港,任意购取煤斤与战务一切所需,“实属大有背乎万国公法”[28]152。在中方的交涉下,港督于当月告示:由于中法交战,香港当守局外之例,“所有煤斤、食物及军事所需一切物件不准售与中法两国”[29]。2月,法人又在澳门界内商民住居之处招民充兵,并接济军粮,甚至还借地屯兵、泊船。21日,张之洞照会澳督罗沙,要求阻止法人借地屯兵。照会内称:“查万国公法内载,凡局外之国,均不得在境内准交战之国招募兵勇,置办战具,并不准战船入口及借地屯兵等事。例禁綦严,万国遵守”,葡萄牙亦当“自守局外之义”,禁止住澳之商民人等“暗有招人、济食等事”[5]441-44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