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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格里鲍夫斯基未能在其任内实现自己的计划。19世纪初俄国政府希望在对华外交中更加有效地发挥驻北京传教团的作用，并为此对该机构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整顿与改革。在1818年俄国政府向第十届传教团领班卡缅斯基颁发的指令中，明确要求传教团为俄罗斯旗人开办学校：“传教团应收留几个阿尔巴津(雅克萨——笔者注)男童，对他们进行教育，费用全部由俄国承担。如果贫困的阿尔巴津人父亲情愿将儿子送来接受教育，则由你从中挑选男童。修士司祭和修士辅祭教授他们俄文和神学，而你应尽力提高他们的道德素养。这样，在你的有效管理下，目下这些不太开化的孩童逐渐会变成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者。此外，他们还可以成为很好的翻译甚至新传教团的老师。”[4]根据这一指示，卡缅斯基于1822年在北京开办了第一所东正教教会学校，并招收7名俄罗斯佐领贫困家庭子弟入学[5]。俄国传教团每月向学生提供1两半银子的生活费，指派修士司祭魏若明负责学校管理。俄国政府拨款1500卢布用以维持这所学校的开支。卡缅斯基在1823年2月2日致圣务院的信中写道：“为了感召阿尔巴津人摆脱偶像崇拜，我们在圣母大堂开办了一个学校。”“上学的孩子们将逐渐成为其父辈最好的老师。”[6]魏若明也在后来回忆道，为俄罗斯佐领子弟办一所学校，就是要改变其父母姐妹对教堂的成见。1824年这所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到14人[5]。1849-1850来华第十三届传教团监护官科瓦列夫斯基在其《中国纪行》中对这所学校也有记载：“子弟学校教学生们学习斯拉夫语、汉语、圣经史、教理问答及唱圣诗。阿尔巴津人非常愿意把孩子送到子弟学校来，因为孩子将来可以进入唱诗班或成为观象台的观测员，能定期领到工钱，倒不是因为中国人必须要读书的缘故。”[7]202-203这段记录说明穷困潦倒的雅克萨战俘后裔将孩子送进传教团学校读书，并非为了祖先的信仰，而是为了将来能在俄国人那里谋求一份差事。 1858年俄国全权代表普提雅廷迫使清政府将允许在华自由传教的条款写入了《中俄天津条约》，俄国传教团的活动对象和范围有了扩大的可能。根据俄国政府的指示，自1861年起，北京传教团将专门从事传教活动，其外交职能由新设立的俄国驻华公使馆取代。面向俄罗斯旗人以外的中国人，在更大范围内开办东正教教会学校，成为俄国传教团在新局势下为拓展教务所必须考虑的工作。第十五届传教团领班巴拉第在一封致圣务院总监托尔斯泰公爵的信中写道：“将中国青年人培养成传教士将是驻北京传教团的一项工作。他们将成为在其同胞中传播东正教信仰最有效的工具以及新入教者的领导者。随着中国教民的增加，显然需要这样的助手，这是不容置疑的。”[8]然而，俄国政府并没有立刻实施更大规模的传教活动，而是暂时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圣务院在给北京传教团的指令中写道：“通过目前确定的布道活动方式传教团究竟能取得怎样的成绩？传教团未来的活动范围能有多大？该采取一些怎样的措施并下达一些什么指令？中国政府在容忍我方宗教方面能否如实履行条约？时间会告诉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圣务院不急于做出评论，而是待从外交部获得的信息足以为这些问题提供肯定而清晰的答案后，才会做出决定。”[9]显然，圣务院希望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情势明朗之后，特别是传教环境改变之后再开始在中国人中间传教。 据俄罗斯学者舒碧娜研究，固礼在担任第十四届驻北京传教团领班期间，于1859年10月为雅克萨人后裔建立了一所女子学校。他在一份报告中称创建女子学校是为了“在妇女中间培养优秀的基督徒和传播基督教的可靠助手”。他认为，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女子同时也将是贤妻良母。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样就可以为基督信仰提供最好的说明并促进其传播”。胁迫中国签订《中俄北京条约》的俄方全权代表伊格纳季耶夫在返回俄国后即建议沙皇和皇后向北京的女子学校提供帮助。俄国驻北京公使巴柳泽克的夫人也在俄国上层社会为这所学校募集资金。1861年沙皇家族向女子学校捐款2000卢布。俄国皇后于1864年再次向学校捐款500卢布，东西伯利亚总督府则向私人募集到1109卢布。1864年，俄国圣务院也决定每年向这所学校提供2000卢布的资金支持。1866年12月，沙皇命令从1867年开始拨款。从巴柳泽克的夫人于1862年写过的一份题为“关于北京女子学校的状况(从1861年8月1日到1862年1月1日)”的报告中获悉，1861年这所学校一共有18名年龄从7岁到17岁不等的女学生。她们几乎全部出自极端贫寒的家庭，由于生活所迫而被父母送到这里，其父母由此可以每月从传教团领到相当于2个卢布的银两。学校里除了学习女工之外，还学习圣史、旧约、新约、教理问答及汉语。此外，固礼还利用晚上时间为学生开设俄语课。1862年这所学校的第一届学生毕业[10]142-14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