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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通州东定安村是俄国人的一个传教据点。1861年俄国传教团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学校，最初只有7名学生入学。固礼试图用这所学校来巩固传教团与这个北京城以外最早的东正教基地的联系，并希望“成年人能从孩子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11]145。学生们学习的主要科目乃是读写汉字以及祈祷文。为了弥补弗拉基米尔因为教学而耽误的农活，传教团每年支付给他相当于50卢布的银两。 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初七日，江南道监察御史富稼发现俄国传教团擅自“贿诱人子女入馆传经”的事实，就此上奏朝廷“请旨饬下密查，严禁愚蒙而免煽惑”。富稼在奏折中写道：“奴才风闻该夷近日仍假济贫之端，乃便施惑众之举。家有稚子幼女者，诱人习教，先给三四百吊文，月有供给。领人子女入馆曰当差，如无子女者少妇亦许之，每七日为一班。”由此可见，以金钱相诱惑，是俄国传教士在中国吸引学生的主要手段。而贫困家庭送子女入学，出于生活所迫，实属无奈。富稼意识到“从中显有鬼祟”，痛心疾呼“将子女服役于外夷，实属玩法灭伦之至”[12]844-845。富稼之眼光不可谓不锐利，言辞也不可谓不恳切，但内忧外患的清政府并没有采取禁止措施。 此为俄国传教团在华建立教会学校的第一阶段，其目的在于吸引生活陷于贫困的俄罗斯旗人及其他中国人受洗，并将一部分人培养成东正教传教士。尽管俄国政府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自由在华传教的特权，但慑于中国人民的仇洋情绪，并未立刻对俄国传教团扩大在华宗教影响力给予有力支持和推动。尽管自19世纪60年代起，俄国传教团的任务不再仅限于维持俄罗斯旗人的信仰，还包括在中国国民中宣教，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只在北京地区增开了两所学校。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俄国传教团遭受重大冲击，馆舍被焚，教民被杀，但1902年俄国政府仍决定在中国建立主教区。新任主教英诺肯提乙到任后，除了奉命管理中东铁路沿线教堂之外，继续从事针对中国人的传教活动，尤其是1907年北满中东铁路沿线教务转归海参崴主教区管辖之后，中国教徒数量明显增长，东正教势力很快扩张到中国的许多省份。与此同时，中国东正教学校数量增加，目的是“为有需求的中国各地培养宣教士”[13]，希望中国青年人“通过受洗而成为正教信仰的传播者，从而将自己的父母和亲友争取过来”[14]。在大多数情况下，俄国人只要在中国某地传教，就会设法开办一所学校，作为宣讲东正教教义和培养当地传教士的重要手段。到20世纪初期，俄国人在直隶、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及浙江等地建立了规模不等且存在时间各异的东正教教会学校。自此俄国传教团在华办学活动进入第二阶段。 在完成了对庚子之变时被毁馆舍的重建之后，俄国传教团便立刻在北京开办了两所学校，一所为男校，一所为女校。1903年该男校已有29名学生，分大小两个班，大班学习圣经、详解教理问答、中国经典、俄文和教会斯拉夫文等课程，小班学习圣史、简明教理问答、汉文阅读、俄文文法启蒙、教堂唱诗等。女校由传教团的修女管理，开始有12名学生。女校主要学习书写、阅读、《圣经》、缝纫和手工。此外，俄国传教团还针对在其开办的工厂做工的童工开办夜校班，宣讲东正教教义。到1907年驻北京传教团附设学校的中国学生人数达到72人，如果加上40名参加夜校培训的学徒工，一共是112人。1907年9月3日传教团在北京又开办了一所神品学校，1908年该学校的学生人数增至17人，其他学校有62人，童工28人，共107人。1909年各类学校人数未变，但童工人数达到了40人。1910年神品学校有学生17人，男女学校共有学生70人，童工28人，总数为115人。1911年神品学校有17名学生，其他学校有58名，童工26人，总数为101人。1912年传教团在东直门外购置到一块地皮，随之盖起了房子，开办了一所学校，旨在吸收附近农村贫苦百姓的子弟，中国学生人数达到165人。同年又在安定门外的俄国坟地开设了专门招收低龄儿童的学校，在京学生人数增至225人[15]。1913年北京东正教教会学校的总人数为208人，其中包括男子学校大班15名，小班42名，徒工42人，女子学校37名，东直门外学校36名，俄国坟地学校36名[16]。这些学生均为贫苦百姓子弟，多为民人和没落旗人，也有少数俄罗斯旗人，他们为生活所迫而进入俄国人开办的学校，参加东正教教堂的祈祷活动，并在俄国传教团开办的各种工厂和作坊里做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