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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俄国人开办教会学校以传播东正教为主要目的，因此教学内容以东正教教义为主，科学知识所占比重很小。以开封府学校为例，学生从早上7时开始上课，7—9点学习《祝文册》等神学书籍，9—10点祷告，10—11点吃午饭，11—1点练习书写，2—4点学习汉语，4—5点祷告，晚上复习教理问答等传教经典[26]。正如一位俄罗斯东正教神父所言：“这些都是东正教学校，不仅授课老师是东正教徒，而且学校的全部生活节奏都与每日、每周和每年的礼拜相关，上课与下课时都要祈祷，过节时学生们全部要到教堂礼拜。”[25]41-42下面是当年北京女子学校的一份课程表。 此表反映的只是白天的情况。实际上，女学生们在早上5点钟就要起床，梳洗之后全部要去参加圣体血礼仪，而后打扫卫生，喝一点稀饭，8点上课，晚上7点钟参加祈祷仪式，而后诵读祝文。星期六做大扫除。手工课的内容主要是学做针线活，缝制衣服和鞋袜[27]。为了弥补办学开支或谋取利益，传教团不仅盘剥在其工厂做工的童工，而且经常强迫学生从事体力劳动。这种做法曾经遭到学生们的强烈反对。因为不愿意替俄国人挑水种树，北戴河学校学生宁愿集体退学[28]。 关于教会学校学生们的学习成绩，《中国福音报》多有记载。每有俄国传教士前往各地巡视，回京后必须提交一份报告，其中不仅详述其行程中所见所闻，而且还记录了对学生的测试结果。由于学生构成极不稳定，学习时间难以保障，长则一年，短的只有数月，加上教师素质低下、经费不足和管理不善，教学效果非常不好。 教会学校的学生们毕业之后，一般有几种出路。如果有机会，他们可以成为俄国传教士的助手，或者成为诵经士和学校教习。个别成绩优秀者或可转入北京的神品学校继续学习。北京学校的学生，如果皈依了东正教，有可能在俄国传教团开办的工厂里谋得差事，即“在传教团获得工作”[25]35。有的学生曾参与传教团的译经活动，他们翻译的《圣金口伊鄂昂行传》(《Житие Святителя Иоанна 3латоуста》)和《事奉上帝是见天的吃食(官话)》(《Краткое объ яснение ежедневного церковного Богослужения》)曾在《中国福音报》发表[17]。一部分天资较好的学生在掌握了俄文和东正教义之后被晋升了神职，成为东正教神父，独立主持一方教务，如永平府的唐神父(米哈伊尔·唐)，上海的张神父(巴维尔·张)、卫辉府的臧神父(亚科夫·臧)、杞县的朱神父(约夫·朱)、峰口的高神父(伊凡·高)等。 俄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东正教对世俗政权的依附关系往往使之沦为俄国政府对外扩张的工具。在俄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中，传教始终未曾占据过主导位置。攫取领土和获取贸易特权才是俄国政府在中国的最大利益所在[29]。除了在经费和人员方面未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之外，俄国人开办教会学校陷入困境还与以下几个方面直接相关：第一，俄国人办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东正教徒和传教士，非为将中国学生培养成社会可用之才。这种出于单一传教动机的教育自然难以满足入学者通过接受教育而获取知识并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就读俄国教会学校的中国贫苦家庭子女大多是为了获得微薄的收入。而当经费中断，无法继续实施利诱时，学校的生命也就终结了。第二，东正教教会学校教学体制不完备，办学层次低，运行不正规。综观俄国人所办学校，基本上都是小学，完全没有中学和大学。再加上教师素质低和教学内容上的缺陷，不具备人才培养的基本条件。第三，自中国洋务运动兴起之后，西方教会不断加强教会学校的世俗性质，传播近代科学技术，形成了从初等到高等完整而独立的教育体系，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得到社会的认同，培养了一大批新学人才。因此，与西方教会学校相比，东正教教会学校毫无优势可言。第四，在清政府1904年颁布《学堂章程》和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新式学堂大量涌现并成为中国人主要的晋升渠道，也对东正教教会学校造成了冲击，如永平府因“城中走读学生更愿意在官办学堂就读。官办学堂的学生可以进入高等学堂学习”[17]，被迫关闭了东正教教会学校。在这种背景之下，俄国传教团在中国的办学活动，无论是对于中俄关系的演变，还是在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方面，均未曾产生明显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