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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的东正教势力主要集中在九江牯岭地区。1911年在上海接受洗礼的索夫罗尼·王来到小池口，一年中为60人施洗。索夫罗尼·王同时还在这里开办了学校，但由于没有找到称职的教师而关闭。 当时江苏省的上海是俄国侨民集中的地区，俄国东正教在这里传播的规模比较大。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为了将东正教势力扩展到中国南部，英诺肯提乙来到上海购置房产并于次年开办了学校，最初招收了11名学生。1903年初学生人数达到24人，其中15名学生为寄宿生。1904年，又开办了一所小学校，招收幼童入学。到1906年上海的东正教会学校共有学生16名，1910年为40人。上海的学校为各地培养了数名传教骨干。1903年从上海学校毕业的两个海门学生回到家乡传教，在俄国传教士的支持下，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学校，1910年有学生22人，1914年曾达到60人(其中女生10人)[17][23]。 东正教在浙江省主要有杭州、宁波、石浦和台州几个据点，大都没有开办过学校。《象山近百年史事脞录》载，1913年上海主显堂派遣石浦人吴加祥(教名彼得)和冯玉莲夫妇回原籍传教，在城头墩设布道所(后迁文澜桥)，上悬“大俄东正教”木牌，发展教徒40余人，后又创办了学校[24]28。然而，在俄文文献中笔者尚未发现有关石浦建校的记载。 由此可见，义和团运动之后，俄国传教团借俄国在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扩张之势，迅速在地域和规模上拓展宗教影响。单就开办教会学校而言，到1915年，其在中国境内开办学校25所，学生人数达到680人，34名中国籍教师，4名俄国籍教师。次年，学生人数突破了700人[10]148。庚子之变后俄国传教团开办教会学校的活动看似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在许多地方却遭遇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以至于在开办不久后便关门停办了。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办学经费的不足和教师的匮乏。根据《辛丑条约》，俄国传教团获得清朝政府支付的1.8万两白银的赔款，但实际上并没有从俄国圣务院全额得到这笔款项。英诺肯提乙通过开办各种工厂和作坊所获得的盈利不足以支持数个省份的教务。当然，俄国传教团自身人员编制不足，传教士队伍不稳定，无法对各地学校实施有效管理，也是这一时期东正教教会学校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 俄国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有男校、女校和徒工学校之分，其中以男校为主。在俄国人的传教点上，大都有一所男校，只有部分地区有女校。仅有一小部分学生可以得到免收学杂费和食宿费的待遇，绝大多数学生只是免收学费，而食宿自理。徒工学校比较特殊，学生都是俄国传教团开办的各种工厂和作坊的工人，白天做工，晚上学习。 大多数教会学校通常只有一名教师，多由中国人担任。这些人既没有足够的中学修养，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西学教育，只是稍通文墨，粗解东正教教义。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并非从心灵上皈依了东正教，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养家糊口的手段，每个月获得传教团给予的微薄收入。还有一些人则是为了祛病禳灾、延年益寿甚至求嗣得子。宁陵县有一个叫谢玉成(译音)的人因为久婚不育而突然得子，以为是神助天赐，决定开办学校，报答“上帝的恩典”[25]36-37。 教会学校的管理非常不正规。除北京的以外，其他各地的学校一般都是由中国籍教徒筹建、招生并自任教师。驻北京俄国传教团偶尔会派人前往巡查，为教师发放薪水，支付房租，并检验学生成绩。一旦俄国传教士长期不来，办学经费就会断档，学校只好关门。这种情况在当时经常发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