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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开沅先生看来，“识山固然不易，识史恐怕更难。因为史学决不限于形貌的观察，它还需要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内在联系，最终达到本质的、带规律性的认识。”这既需要史识，也需要史感。 数月前曾得朱英兄示，《章开沅文集》即将出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闻之欣喜不已。今则皇皇大著，已在眼前。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时心情，正司马迁所说的“心向往之”。《文集》共十一卷，一至三卷收录先生五十多年的辛亥革命研究论著，四至五卷是有关张謇的研究，第六卷涉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以及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等方面的论文，第七卷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取证，八至十一卷则是笔记、演讲、访谈和序言。 开沅先生其实是我的业师，虽然为时不长。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时，适先生在邻近的普林斯顿神学院访问研究（1990-1991学年），林霨（Arthur Waldron）师遂请先生客座，给历史系研究生开设辛亥革命的讨论课，我便在那里师从先生。刚开始彼此不熟悉，记得先生某次还笑眯眯地说，这个繁体字我们罗先生恐怕认不得吧（盖那时在美国念书者不少是学英语出身）。我印象很深的是，先生一开始就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像我这样有点叛逆倾向的，在国内便对此不以为然；而先生在美国特别讲此，并不“入乡随俗”，倒让我很佩服。 后来过从渐多，课外也时常请教，真是获益良多。那时曾写关于“二十一条”的论文，便得到先生具体的指教。受教之余，遂产生了回国后追随先生到华中师大任职的想法，并曾向先生提及。先生大概以为我是说客气话（那时拟毕业后回国的确实不多），仅漫应之。后来我将毕业，先生确知我要回国，乃托曾在普大进修的陈时伟兄带信，欢迎我去华中师大。但人生缘分，有时就悭一间。陈时伟兄那时已在华盛顿大学读书，恰遇他导师转校，随往哈佛，自己也在奔波之中，信带到时，已是半年以后，其时我已确定回母校四川大学任教了。 长时间追随的机会虽然失去，短期的师生之缘却一直是我珍贵的记忆。因国内多以在某师名下念过学位视作列入门墙的标准，我亦恐有辱师教，故未敢公开表出这一段师生之谊，谨在私下通讯时以师相称而已。2005年先生八十华诞，华中师大曾开学术研讨会庆祝，我才首次在与会的拙文末尾略及这一渊源。 普大一别之后，开沅师仍诲我不倦，一直关注扶掖我的学术“成长”。前辈风范，感人至深！而先生的学问言说，更直接影响着我的治学。每读先生文字，或有机会面聆雅教，便有所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