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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由诗言史，通过苏东坡关于“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名句，强调“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主观认识的局限。他“常爱说‘治史犹如看山’，即系脱胎于东坡此诗”。在先生看来，“识山固然不易，识史恐怕更难。因为史学决不限于形貌的观察，它还需要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内在联系，最终达到本质的、带规律性的认识。”这既需要史识，也需要史感。 如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句，就把自己置于历史绵延的长河之中，“呈现出卓绝千古的孤寂，令读者心灵为之震撼”。晚清张维屏的诗：“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千古愁。多情唯有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并不流于黯然的伤感，而以“充满生命活力的新绿”结尾，同样寓史感于“千古”之中。两皆如柏格森所谓引入空间观念的时间，将“潜藏于其心灵的绵延，外化为深情感人的词语”。 先生特别指出：“史感并非与生俱来。许多人治史十余年乃至数十年，却始终未能捕捉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史感，其中有些人则是根本不懂史感为何物。”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有客观困难，也有主观局限；有思维格局问题，也有认知方法问题；还有资质禀赋与学术素养方面的差异”。 窃以为，史感虽非与生俱来，仍有资质禀赋的一面。现在大家都注意“学术正确”，所以老师不太敢讲天赋。其实毋庸讳言，治史确有靠天分、直觉的一面。史感好不好，人与人的确是有差异的。但这方面的能力又是可培养的。就像游泳一样，有的人“水感”好，这样的人相对较容易进展到“水性”好的程度；但游泳终是人人都可学会的，且一经学会基本可以终生不忘。识力或多靠解悟，学力则凭积累，是可以训练、可以培养的。先生强调“史感并非与生俱来”，正是要鼓励治史者在实践中“捕捉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史感”。 治史到此境界，就不致囿于研究对象的时空界限，也无所谓“走出”与否了。且开沅先生虽是学人，却是立德、立功、立言兼具的。他年轻时便有报国救亡的经历，听说后来也几次有“大用”的机缘，却因经常口出“真言”，都擦肩而过。惟人生之阅历，总蕴涵于学问之中，又出于学问之外。像开沅先生这样识见宏通的大家，如王阳明所说，“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此次《文集》为读者考虑，各卷独立出售，则专家与非专业读者可以各取所需，于无物不照之中，领会先生随感而应的智慧。 先生有一句众皆熟悉的名言：“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章开沅文集》的出版，是先生史学远航中的又一步。对先生个人而言，或类似水手的“航海日志”；对后辈学人来说，则不啻船长的“行驶海图”。愿与《文集》的读者分享先生这句言简意赅的话，彼此努力，在史学的涛涛瀛海中续航。（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