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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沅先生的史学，向以识见和裁断著称；即使讨论具体史事，也都逾越所谓“就事论事”的层次，具有更深远宽广的关怀。如先生曾提出，“研究辛亥前后历史，有两个名词不可不加注意，一曰风气，一曰潮流。”我的感觉，不仅先生对辛亥前后的观察如此，他的整体研究，也都注重时代的风气和潮流。先生曾注意到，在20世纪初年，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具有相当规模的信息传播网络”。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党人非常注意利用这既存的信息网络，而上海也正是以东京为中心的留学生舆论在中国大陆的转口集散地,结果形成一个传播革命舆论的“东京-上海轴心”（《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章开沅文集》第3卷）。 窃以为这个“轴心”或不止于传播革命舆论，当时与革命党人竞争的言说群体，大体也存在类似的“轴心”。若依先生的提示，把更多的注意力由“东京留学生的宣传活动”转向“上海和江浙地区进步知识分子的舆论工作”，无疑会促成晚清史研究较大的新突破。 先生又曾指出：1903年时的上海新人物，正因“他们面向未来，因而敢于否定过去”（《论1903年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章开沅文集》第6卷）。这更是一个了不得的睿见，不仅适用于辛亥革命前的趋新人物，大体也适用于进入民国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各式各样的趋新人物。中国读书人从清季开始的反传统倾向，基本都可由此视角去认识和理解。 先生一向主张研究历史要从当时的环境出发，站在历史当事人的立场看问题。他特别赞赏法国史家布洛克所说的，“要揣摩前人的思想，必须先将自己的思想让位”（《与池田大作的对话》，《章开沅文集》第10卷）。很多人爱说“同情的理解”，而陈寅恪说得极为深透，先生多年来便“常劝人治史要‘设身处地’，亦即继承阐发陈氏此义”（《因诗悟史》，《章开沅文集》第8卷）。 能常对人言者，当然是自己治史的心得。先生的研究，一向秉持“了解之同情”的取向。如清季同盟会等革命党人虽已有三民主义的观念，但多如戴季陶所说，往往侧重于其中排满的民族主义一端，可说是“一民主义”。川人雷铁厓于1907年便曾说：“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为主与否。历朝易姓而汉人不易，故中国不亡。若中国之君而为异族，则中国决定为亡国。”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这段话是有些“种族主义”成分的。但先生在引用后指出，那时的革命者认为“只有‘亡清’才能建立新中国”，故其“倡言‘亡国’是为了革命‘亡清’”（《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这就透过言说本身看到了立言者的言外真意，从而点出了当时相当一批人言说的实际指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