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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不过撷取先生并非“代表作”的几篇小文中的见解，已如此振聋发聩。类似的睿见，在《章开沅文集》随处可见。则文集的出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全局发展，是先生的持续关怀之一，而先生总是能预见到发展走向的问题和可能性。他在2001年便明确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出路，在于“走出中国近代史”（见章先生2001年10月3日在华中师大近代史研究所座谈会上的发言）。过去一些学者以为中国近代史的重大问题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这一宏观的指导性意见，多少针对着这样的看法，同时也隐约指向那些除了自己特定专业便“目不斜视”的学者。 的确，近代史的重大问题和一般问题，都还大有研究的余地。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定要放在“古今中外”的大语境中思考和推演，才真正能见其大。严复曾说，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若“研究人心风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盖赵宋一朝，是古今变革之中枢，“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这样看来，不熟悉宋以来的历史，很多清代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就不容易认识清楚。 同时，清儒素重汉学，读书识字的功夫超越昔人。在此风气的熏陶下，即使像梁启超这样有意面对一般人立说者，也随时都在引经据典。后人若不熟悉其并不注明的引文，几乎无法了解其言说的实际所指。而近代中国受西方以及日本的影响之大，更已达到“众所周知”的程度。若不熟知近代西方和日本的发展，会大大束缚研究中对中国事务的了解和认识。可以说，“走出中国近代史”实在是最有针对性也最具启发性的提醒。 这方面先生也有具体的示范，即提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和研究，要注重“三个一百年”——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辛亥以来的一百年，以及今后的一百年。辛亥革命前一百年的历史，我们的研究并不充分，则对辛亥革命本身的研究，准备是不够的。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对这样的时代巨变认识不足，研究自有缺漏。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后，世界会成为什么样的世界？如经济发展与人文精神流失的紧张、“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并进等，都影响到人类今后的命运，很难选择单向的解决，只有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才能有更深入的领悟（《辛亥百年遐思》，《章开沅文集》第3卷）。 且开沅先生不仅提倡别人“走出中国近代史”，他自己早已超越特定的历史阶段，而关照着整体的史学。很多学者讨论的“史识”，先生也非常重视，多次言及。在一篇小文中，先生在探讨史识的同时，进而提出“史感”的概念，说出了不少人（至少我自己）想说而没说的话（《因诗悟史》，《章开沅文集》第8卷，下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