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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府开办宣讲所时订立了宣讲规则，本为更好的约束宣讲所中的宣讲员和听众，达到宣讲的效果，但过分严格的规定会让人望而却步。以《天津宣讲所规则》为例，该规则规定：“本所首重《圣谕广训》，凡遇宣讲之时，听者当肃立致敬，不得懈怠”，“听讲之时不得接谈，以防乱人听闻，即休息之时，亦宜敬肃，放浪言笑者皆所宜戒”，“听讲者总宜郑重其事，正身端坐”。这么细致严格的规定恐怕很难引发一般民众的兴趣，在实际操作中也不便于执行[96]。出于对男女之妨的传统禁忌，把女性摒弃于受众之外。《宣讲圣谕广训章程》明文规定：不准妇女听讲，以防弊端[97]。湖北汉阳县县令在1908年拟定的宣讲章程中，本有逢四九之期，准许女子入内听讲的规定，但提学司却以“女学尚未发达，恐有无知愚民藉此造言生事，转碍风气”为由，加以删除[98]。 第四，宣讲员的匮乏和经费不足也严重制约着宣讲所实际功效的发挥。宣讲员不仅数量上不能满足要求，其自身素质也存在着问题。在四川温江县“宣讲各生，均系少识之无之徒，谈说因果，甚至添入科诨，悦人听闻，形同戏谑，毫无实际”[99]。1911年，在汉口城议事会所设的第二宣讲所中，一位名叫戴中华的宣讲员“竟以杀狗劝夫的故事为演说资料，口讲指画，兴味极浓，讵听者诸人大哗日，此旧社会藉神道以儆愚顽之善书也”[100]。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宣讲练习所的设立势在必行。“督学局日前会议以宣讲所讲员乏人，非设法提倡，不足以资整顿，兹以通饬各学区，速为筹画组织宣讲练习所，令该区师范传习各生，实地练习，以期收获成效云。”[101]在经费方面，1911年，长春府参事会公议，因长春地方财政债务日增所亏，拟将劝学所及所属城镇乡各学堂及宣讲所，一律停办，以节各款，归偿前亏[102]。在苏州，“宣讲所两区经费计需洋一百十余元……蒋会长宣言自治会勉力办成宣讲所研究所，由在会诸君热心赞助，惟经费尚少”[103]。 第五，官员贪渎和外国势力的干扰也限制了宣讲所功能的发挥。清末官场贪污盛行，在浙江钱清“前任钱清场徐晓秋明府彭令在任时……捐私财数千金创办钱清场两等学堂……梅蒙学道院宣讲所等”，然而在继任的施姓官员到任后，学堂和宣讲所纷纷被关闭，“徐公所筹经费悉入施场私囊”[104]。受到外国势力干扰也是在所难免，“武昌开办宣讲所第一次演说国耻极其痛快，日前演讲中东战纪，闻者竟至泣下。事为英领事所闻，即派教民李作化前往傍听”，英领事“以其主持排外有伤邦交，即照会鄂督查禁”[105]。 当然，宣讲所设立于清末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人民疲于奔命，不可能为宣讲提供一个良好的施展空间。在光绪三十三年的时候，中国已经经历了连续两年的米贵恐慌，然而此时“且值预备立宪之际，人人当有普通知识，是以失[设]宣讲所，开半日学堂，以谋开通下等社会之知识。倘若饥寒交迫，卒岁难谋，则安论知识之普通与否？[106]”一些宣讲甚至激起民众的不满，酿成官民冲突。在广东大埔，群众认为钉门牌为抽人头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四日(7月20日)捣毁宣讲所，搜查办新政人员[107]。嘉定县附生周曰庠开办学堂仗势欺人，此次复开宣讲所，乡民以为其要以兴学之名实行田花等捐，愤怒地毁学堂，乃至殴打周曰庠和警察[108]。在动荡的社会中，各种势力也利用宣讲所与政府进行或明或暗的抗衡。如：“东省榆树县化树川地方，近有黄天道教者，传流颇广，其教首为张维汉、范聪，在该村伪立官话字母学堂及宣讲所二处，以愚人耳目。”[109]革命党人也曾进入宣讲所，进行各种活动。如在吉林，革命党人周维桢“于省城设宣讲所三处。一在东区河南街，一在南区白旗堆子，一在北区牛马街”[110]。 民国之后，宣讲所依旧存在，不过其创办主体、人员、经费、影响等变化巨大，并衍生出通俗讲演所等多种形式。 注释： ①目前尚不能确定究竟是官方还是民间最先创办了宣讲所。不过，早在李文中所提及的天津天齐庙宣讲所和西马路宣讲所设立之前，1903年袁世凯就已经在省城保定设立宣讲所，按日宣讲圣谕广训。详见《裁宣讲生》，《大公报》1904年8月29日。 ②民间一些热心人士或直接创办宣讲所，或对官办宣讲所进行资金支持，构成了宣讲所发展的另一个群体。这些群体中大部分是地方士绅或商人，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与经济实力。如预备立宪公会与江苏省教育会协商创办宣讲所，详见代论：孟昭常：《预备立宪公会致各处教育会论各地方亟宜遍设宣讲所书》，《申报》，1907年10月27日，第2版。天津商人宋则久创办宣讲所，参见《续论天下之真是非(天津宋则久宣讲所演稿)》，《敝帚千金》，1906年第10期，第23页。绍兴的绅士胡钟笙及陈梅媛女士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在胡宅创办宣讲所，详见《预备宪政国民资格绍兴》，《申报》，1906年9月28日，第17版。 ③除了中国人办理宣讲所外，国外传教士也积极进行宗教宣讲，甚至也创办了“宣讲所”。如“雷鸣远原籍比利时。1900年他被比利时教会派到中国来传教，先是在浙江绍兴，1910年转到天津，当年西方来中国传教的人，除照例每星期日在教堂中聚集教徒宣传宗教外，总要利用教会的经费进行一些所谓的“慈善”和“教育”工作。雷鸣远也如此，他到天津后就创办了一所诚正小学和一所师范学校，还办了一个宣讲所，向教外人宣传天主教。为了诱惑中国群众，雷在宣传宗教时，也讲些所谓‘救国’的道理。”引自罗隆基：《天津〈益世报〉及其创办人雷鸣远》，中国人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④裴文玲之文提出“贵州省地处西南隅，民风素不开化。在清末新政改革中兴办的开民智的各项近代社会教育设施中，以设立宣讲所，实行宣讲最适合该省实情。因此，贵州省兴办宣讲所的活动进行得有声有色，最为发达。该省1907年仅设立宣讲所167所，到1908年骤增至1169所，跃居全国首位，1909年仍居全国第一位。”这一数字值得进一步考证，可能是贵州地方政府谎报。文中列表称1907年贵州的宣讲所数是167，宣讲员是235人，1908年宣讲所数是1169，而宣讲员是1106人，到了1909年宣讲所数是1167，宣讲员是1056人，也就是1908年，1909年每个宣讲所还均不到一个宣讲员。另外，平均每个宣讲所的经费由1907年的17两降为1908年的7两与1909年的6两。一个宣讲所一年的经费只有6～7两，其是否真实存在值得怀疑。 ⑤如直隶深泽县宣讲各种报章中有关学务、警务、商业、农业及一切实业、礼教、风俗等事件，详见文牍，《深泽县禀创设宣讲所已历二年请立案批奖文》，《直隶教育官报》，1909年3月22日(宣统元年闰二月初一日)己酉第3期(总第87号)，第34-3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