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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政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宣讲的制度化改革。1905年学部成立后，各省改“学政”为“提学使司”，府、州、县设立“劝学所”，作为地方教育的行政机关。按照1906年的《学部奏定各省劝学所章程》规定，劝学所一切事宜“均由地方官监督之”。在实行宣讲的条目中规定：“各属地方，一律设立宣讲所，遵照从前《宣讲圣谕广训章程》，延聘专员，随时宣讲。其村镇地方，亦应按集市日期，派员宣讲。一切章程规则统归劝学所总董经理而受地方官及巡警之监督。”此外，还制定了相应的宣讲规范：“1.宣讲应首重《圣谕广训》，凡遇宣讲《圣谕》之时，应肃立起敬，不得懈怠。2.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条谕旨为教育宗旨所在，宣讲时应反复推阐，按条讲说，其学部颁行宣讲各书及国民教育、修身、历史、地理、格致等浅近事理以迄白话新闻，概在宣讲之列，惟不得涉及政治，演说一切偏激之谈。3.宣讲员由劝学所总董延访，呈请地方官札派以师范毕业生及与师范生有同等之学力，确系品行端方者为合格，如一时难得其人，各地方小学堂教员亦可分任宣讲之责，不合以上资格者，概不派充。4.宣讲时，无论何人均准听讲，即衣冠褴褛者亦不宜拒绝，惟暂不准妇女听讲，以防弊端。5.宣讲时限日期得由劝学所总董随时酌定。6.宣讲员每星期宣讲事项，应备簿存记目录以备地方官及劝学所总董随时稽查。7.宣讲附在劝学所或借用儒学明伦堂及城乡地方公地，或赁用庙宇，或在通衢。8.凡宣讲时，巡警官得派明白事理之巡警员旁听，遇有妨碍治安之演说，可使之立时停讲。”[12]这八条规定是各地设立宣讲所的纲领和标准，影响巨大。不过，这一章程虽然规定的较为全面，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巡警事业开办不久，内地的巡警发展更不健全，多未接受正规学习和训练，整体素质不高，以其监督宣讲容易对宣讲者掣肘[13]。《学部奏定各省劝学所章程》和相应宣讲规范的颁布，宣告了宣讲所的成立，也标志着宣讲进入制度化和功能转变的新阶段。 同在1906年颁布的《学部奏定教育会章程》中，将地方士绅中热心教育者纳入教育会，作为辅助教育行政、联络学务公所和劝学所的组织。章程中也把开办宣讲所规定为教育会的职责，其第十一条《会中应举事务》中第七项提出：“择地开宣讲所宣讲《圣谕广训》并明定教育宗旨之上谕及原奏以正人心而厚风俗，他如破迷信、重卫生、改正猥鄙之戏曲歌谣等事均应随时注意设法劝戒，并可采用影灯油画之法以资观感。”[14]教育会与劝学所一样，负有设立宣讲所的责任。 1909年，宪政编查馆奏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通饬各省依《章程》举办。《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作为实施城镇乡地方自治的依据，其中在城镇乡自治事宜中将“本城镇之学务：中小学堂、蒙养院、教育会、劝学所、宣讲所、图书馆、阅报社，其他关于本城镇乡学务之事”列入城镇乡地方自治公所的自治范围[15]。至此，宣讲所与劝学所、教育会一并纳入了地方自治公所的管理范围，实际上是直接受地方政府的领导。到了这一时期，宣讲所事实上已经成为官方媒体，很多政令的推行都借助于宣讲所的宣传。 同年，“学部堂宪以强迫教育现在尚未实行，亟宜预先筹定办法……每村住户百家筹设小学一区，宣讲所一处。”[16]这一政令在清末尚处于设想阶段。 综合来看，劝学所、教育会与城镇乡地方自治公所都有开办宣讲所的职责，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着多家开办的情况，只是宣讲的内容有一定差异，由地方政府名义直接督办的多以宣讲自治为主，劝学所和教育会则更偏重于教育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