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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系列分类法的逻辑 通过上述的辨析，初步明晰各系列分类法的特点及具体内容上的差异，由此出发，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究各系列分类法背后的逻辑与缘由。 (一)业务普查的特征 普查的目标是搜集、掌握行业资讯与实情，其基本要义是详尽、准确、全面，具有如下两个特征。 第一，在登记送报之外，注重实际调查。20世纪30年代初“立法院统计处感觉到职业分类的重要，特用通讯法，遍函各地公私机关、团体、工厂，详询组织内容、职位名称、工作性质等项，拟据此在短时间中，制一职业分类表，以办理与统计有关的基本单位”。(54)1933年上海市社会局采用国际劳工局的分类，完成了上海地区的工业普查，并为实业部中央工厂检查处所循用，然后向广州、青岛、湖北、天津、陕西等市省推广。1935年广州市政府转发实业部中央工厂检查处公函时，附文“惟各地对于工业分类，所见不同，以致各地工厂检查员依据该造送过处之报告，亦多差池不一，办理统计，殊感困难，现经本处拟定工业分类标准，以资划一，除分函外，相应检同该标准函请贵府查照，转饬遵办。再该项标准所列举之各种工厂，以各地工业情形不同，遗漏或所难免，并请转饬查明函复补入为荷”。(55) 经济部调查中第四条规定：“地方经济概况调查表，应由各县(市)政府建设科或社会科，参酌业经收到填报之经济事业分业情况调查表后，填写一份，迳寄经济部。至地方经济事业概况调查表(按指工、商、矿、国际贸易等)，应由各县(市)政府备文(格式一)，交由各该县(市)商会及同业公所详填，经由各该县(市)政府迳寄经济部”。(56)平常的调查方法均如此：“制定表格分发各省，请转饬各县，逐年查报……现在各省填报到部者已多，因尚未齐全，无从综核。……于工厂登记之外，复有工业调查，使洞悉国内工业进展之程度，然后能决定应付世界经济潮流之步骤”，(57)在依托地方商会或同业公会登记上报工业资料之外，为了获得完整、准确的数据，还需要进行实情调查。 第二，以业务调查为原则的分类法。1933年，上海市社会局联合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实业部、交通大学研究所、中国经济学社，调查上海的机制工业，“概采用国际劳工局所拟业务分类，次级生产门之制造工业类，而略为增损，以求适合国情者也。查国际劳工局以劳工统计材料，应依业务分类，方足以明了各种业务发生案件之原因，因酌各国分类法，分制造工业为十六门”。(58)1929年7月-1930年6月的法规中，市社会局继承了以前工商管理的相关规则，与此不冲突的前农工商局相关法规继续有效。(59)该局下设4个科，其中第二科的业务是关于农工商统计登记，其职能主要是从技术、标准、法规、提倡等方面促进工业发展。(60)该管理方法为实业部中央工厂检查处所采用，1935年该处发布第62号公函，倡导统一工业分类。 国际劳工局“对于分类计有三个原则：所用之原料、制造之程序、制造品之性质”，(61)是业务普查中所遵循的分类准则。例如，“初期制造者多依原料分类，如冶炼、纺织、皮革等属之，后期制造者则依程序及用途而分，例如家具业之自木材、金属品析出，服用品由纺织业析出，交通用具由机器木材业析出，而服饰仪器业之不属于机械及金属制品业，则以制造程序两者相仿，而其工业组织、工人性质与机械又截然不同，故则别为一类”。(62) (二)实践工作的原则 工业实践中进行的调查，是为了便于工业经济管理，一般由国民政府各相关的行政机关或其派出机构来完成，因而，一般会根据不同地方工业的发展情形，或者不同职能部门的业务需要，采用不同的分类法，主要原则有二。 第一，主要依据登记获取具体的资料。我们知道，1928年由国民政府工商部主持的首次大规模工业调查涉及34个城市，并编辑《全国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调查统计报告书》。1932年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对29个省区的机器工业与手工业进行调查，包括工厂数、工人数、资本额、原料、产地、制造手续、产品、商标、销售方法、销售地等，编辑分省的《中国实业志》，详细调查各省工业、手工业现状。1934年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即认为：“可是实业建设不比其他，那是能一呼立就？原料之需要调查、采勘和试验，厂址……以中国之调查统计的不完备，以及缺乏真确性，单单解决原料问题，所需之时间及费用，已经超出我们普通的估计”，(63)20世纪30年代的工业调查大抵循此思路。1947年经济部全国经济调查委员会，在进行地方工业调查时，拟有表格，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按照其第五条的规定，“经济事业分业概况调查表之填报……在工业方面，原则上由每一同业公会填报一份，否则须按附颁之工业分类表，按每类填报一份，其分类较该分类表更为细密者听之，但不得与该表之分类冲突，俾便整理”。(64)由此可见，近代中国工业实践中所形成的，全国、上海或其他地方的工业分类，均与这一大规模的发展实业、倡导工业进程密切相关，并反映出其时的工业发展状况。 第二，各中央或地方机构采用其必要的标准。1919-1920年进行实业调查时，对于国内工业尚无清晰的分类思想，(65)及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成立，孔祥熙部长提出筹办9种基本工商业，即钢铁、水电、机器制造、精盐、酸碱、细纱、纸浆、酒精、汇兑银行。综合第二节中，有关工商部、实业部、经济部等分类者的比对，均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发展工业实践中，当工业化尚未完成之时，实际工作中更多是以工业分业为调查重点。 可以看出，工业分类所采用的标准是随时间变动的，在早期大体上按照工业部门而分，例如，开始多选择原材料导向分类，然后逐渐转向依据程序、用途分类，1929年上海市社会局“曾就各业之原料、制法及用途，分工业为八门，每门更析分为四五类，乃至八九类”，(66)1933年调整为10门、11门、16门。到后期更偏重于发展重化工业，经济部的工业分类中增加了动力、军械工业两类，其中资源委员会更加注重冶炼、电器、机械、化工4门。另外，即便是同一种工业基础数据，不同的分类主体也会采用不同的分类标准重新整理。实业部工业司工厂登记处按16大类完成的“登记之工厂”数据，在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的汇总中，却被分为11个重要工业“门类”或“行业”。(67)1941年主计处统计局整理的登记工厂“业别”，又有新的增加；(68)1947、1948年整理的“登记之工厂”，又有所减少。(69)国民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尚且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工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更无标准。例如，1941年广西梧州、柳州市根据下属各县工业账簿汇整的工业数据，“本表所列业别依照经济部公布之重要商业及工业分类，并参照本省情形订定之”，但却分为37业，既有机器工业、电器工业、交通器材业、服饰品业，也有布业、碾米业、面粉业，“分类”“分业”混在一起，更无排序。(70) (三)专项工作中的取舍 此类专项工作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特定”的专业性，分类有明确的服务群体；第二，基于“特定”需要的分类标准。 1.标准委员会的工业分类标准。产业标准化运动始于一战时的美国，后来各国“莫不赖之为振兴产业、增加效能、减少耗费的利器”，国民政府亦如此，“查制定工业标准，为发展工业之要政”，1931年4月实业部拟“工业标准委员会简章十六条”，国民政府核准后组成工业标准委员会。根据各工业的性质，按大类的原则，工业标准委员会将其分为6组：土木工业、机械工业、电气工业、染织工业、化学工业、矿冶工业，各组内另有小股。(71) 2.征信所的分类规则。征信所的业务只是调查信用、编成报告，并不提供任何意见，务求详密，(72)将调查所得的情况按行业、户头分别立档。从1933年2月编制的《各调查员承查业别及帮别表》中可知，中国征信所内11名专职调查员每人负责几个或十多个行业的调查任务。(73)成立于1945年3月的联合征信所，主要业务为调查工矿、贸易、交通、金融各业情形、出版征信书籍等。1947年联合征信所采用10类法，依托同业公会的网络展开调查，“所载各业工厂以三十六年六月底，加入各该同业公会会员厂商为主，并另将本所所有未加入公会厂商资料编入”，“同一厂商加入二个以上公会者，为查阅便利起见，本书仍予分别列入”。(74) 3.“许氏工商所”的分类与取舍。“许氏工商所”先后编辑了全国报馆刊社、上海暨全国医药业、上海暨全国工商业同业公会等调查录。在《战后上海暨全国各大工厂调查录》“凡例”中，许晚成认为，该工作目的是“既得知最近中国工业之进展，为产销两方之媒介”。其相关资料源于调查小组的实际调查、间接探寻，或报刊文章，该调查录分为12大类，每类若干小项，其中每一工厂包括：厂址、发行所电话等、出品种类、商标、销售方法、经理重要职员等、备注。 (四)理论与实证方面之异 学者个人所进行的学理或学术上的探索，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怎样的工业分类科学合理？一般基本不考虑其可操作性；第二、怎样利用现有的工业分类或数据，进行实证或研究？更进一步需要追问的问题是：在学理研究与实践工作的背离中，能够找到平衡吗？ 经过1923、1925、1926年三次会议讨论，国际劳工局“请各国照所订的标准，依照各国的工业状况，自行分类”，并确立了三种分类原则：1、使用原料：例如金属、土石等；2、制造方法：例如冶炼、化学等；3、制成品之种类：例如机器、烟草；制成品之性质，例如水、电、煤气为公用事业；制成品之用途，例如分为饮食品、服饰品、交通用具等。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同一产品的原料来源多样化，制作工艺也多样化，前两种分类必然不行；如果按照制成品来，任何一个标准，数量都会逐渐增多。因此，田和卿认为，该三原则“在事实上比较困难，所以这种方法，也还是美中不足，不能十分适用”，(75)工业分类源自于工业实践，自然要适应工业发展的实践而变化。譬如在二战后，美国标准工业编码(SIC)才成为各国与国际组织广泛采用的企业分类标准。 作为当时最出色的工业分类研究者，唐启贤认为理想的分类需要符合两个基本原则：切合实际情形、便于与其他工业分类比较。此外，条目必须：1、纲领所有的工业；2、立大类为纲、小类为目；3、各类的界限清晰；4、名称准确(“顾名思义”)；5、不同用途、性质、种类的制成品，不同制造方法、原材料的工业应该不能并入一类；6、杂项类工业宜少不宜多。为此，他拟定了比较适宜的19类法。(76)但是，在实际调查中，或试图利用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学者，均着眼于已有数据的应用。刘大钧在研究上海工业化时，采用1928-1934年的分类与调查数据。巫宝三在所定的分类中，试图突出上海工业中三类具有重要性的部门，但刘大钧却更倾向于采用现存的分类原则，“以上海工业状况言之，机器、电器及金属品三项本甚重要，可以分列，但同时纺织工业类更为重要，亦未尝不应分列，故反不如仍用国际劳工局所分之大类为便也”。(77)徐新吾、黄汉明在进行近代工业史研究时，同时采用1933年的16类法调查数据，以及基于1947年工业分业的估计值。 理想者的理想与务实者的务实并行不悖，随着工业经济的自然演进，出现美国制造业标准工业分类(SIC)，并为各国与国际组织广泛采用。故而，工业分类的理论探索、工业经济发展实践、经济历史的研究，本身即为一个动态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