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近代工业分类的评论 工业化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之一,通过以上对近代中国工业分类源起、四个系列分类法具体内容的辨析,以及各分类法内在逻辑的阐释,我们不仅得出一个渐次清晰的基础概念,即近代中国的工业分类,而且获得了一个新的逻辑起点,即从工业分类而展开的新研究。 1.一个渐次清晰的基础概念:近代中国的工业分类。对近代中国工业分类的研究,并非试图人为地构建一个所谓“合理”的新分类,而是为了详尽、系统、全面、科学的理解近代中国工业分类的“规则”,认识其形成的原因、划分的标准、基本的内容,以及各自的特点,并为我们正在进行中的研究,选取一种较为可行、可信的方法,作为其标准分类。 通过前文的阐释,我们已经见识过数十种不同的分类法,各有其“合理”的缘由。比较而言,16类法不仅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工业分类法,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各类工业分类法中堪称科学的分类法,著名学者刘大钧、巫宝三,以及徐新吾、黄汉民等均采用过此分类法,故此分类法亦可称之为近代中国“导向性”的工业分类法,类似于美国的标准工业分类法。从静态的角度看,近代工业部门之间或部门内部,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又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性,故而形成了一定的结构。所谓的工业分类,一般是将单个部门按照一定的同质性划分为若干类别,各类之下仍有若干次级类别。而从动态的角度看,不仅上述各部门及部门内部都有一个不断演进、变化、起落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在近代工业的发展过程中,还会不断有新部门和次级部门产生。因此,真正科学的工业分类不仅需要面对实际,而且更需要面对动态的、发展的未来。真正的工业分类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实现不同的目标,由此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分类标准;而且,随着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工业分类不断推陈出新。如众所周知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法(工业分类)、霍夫曼分类法、库兹涅茨分类法、生产结构分类法、工业结构分类法、要素集约度分类法等。 故而,在近代中国,在工业化的早期发展中,所谓的工业分类标准,不仅必然是动态的,具有不断的演进性,而且这种动态的演进性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又一定会表现为如前所述的分类多样性。这种分类的多样性虽然琳琅满目,但基于不同的目的预设,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别的分类方法。第一种类别的分类具有一定科学性、合理性,它们一般多出现在政府部门的工业普查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如前述的16类法;第二种类别的分类,最重要的特点是多以分业代替分类,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尽合理,但它们一般出现在经济管理实践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适用性和实用性。我们认为,正是这两种不同类别的工业分类,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国工业分类的一体两翼。 2.一个新的逻辑起点:从工业分类展开的研究。本文之所以不厌其烦对近代中国工业分类进行辨析与追问,其目的不只是要理解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及审慎地处理不同尺度与范围的历史数据,更重要的是要以此为逻辑起点,进一步推进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研究。 我们知道,近代中国工业萌芽于洋务运动,成长于甲午战后及清末民初,发展于民国时期,大体上与近代中国商战立国、实业计划、工业立国一脉相承。以工业为主体的近代产业发展,是近代中国经济转变的关键要素之一,工业分类概念是这一进程中令人瞩目的标志性要素。 1935-1949年工业化研究成为中国的社会热点问题,其时所发表的近600篇相关的文章与著作,对工业结构、制度、空间等均有争论、阐发,但同时,国民政府并没有组织、领导过全国性的工业化运动,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其时的工业化思想只是泛泛而论,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与战略。(78)同时,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在空间上是严重失衡的,现代工业不成比例地聚集于上海,其它通商口岸工业尚未真正现代化,更遑论内地各城市与广大的乡村。面对这样的一个大经济体,工业分类被引入并修正,形成了较科学的16类法,但尚未成为全国通行的工业分类标准。 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就更能理解为什么研究近代中国工业首先需要进行工业分类研究。从工业分类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如何进行工业分类,为什么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工业分类,怎样选用不同工业分类中不同标准的数据等等,所有这些都将大大有助于我们在特定的时间(近代某一时点)、特定的空间(某一城市或区域)条件下,度量近代中国工业成长中的多重数量与性质,并由此而推进前辈学者的相关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分类研究不仅是近代中国工业史演进内在的一个线索,同时也是重新估算近代中国工业成长、深入规范地推进相关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向课题首席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忠民研究员致以特别感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