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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说过，从某种意义上，在历史领域，“时间”对历史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即有什么样的时间观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观。“长时段”理论中的时间观念有何特殊之处？ 张正明：在西方历史中，时间观念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 中世纪神学史观打破古希腊“循环论”历史观，确立了目的论史观和线性时间观。中世纪结束时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辟了理性主义时代，历史哲学家开始以各种抽象的时段（时代）概念来描述人类的历史进程。但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反历史的18世纪”。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其鲜明特征是：普遍的理性，同一的线性时间观。这个时代产生的“历史主义”相信一种持续发展的时间观念，相信历史事件之间有相互继承、互为因果的关系，即相信历史的演变有其内在的逻辑和意义。20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史学群体是年鉴学派，它因1929年创办的法国《年鉴》杂志而得名。年鉴学派反对任何历史哲学，不以创造一种历史理论为目的。布罗代尔打破了线性时间观，提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时间观念及历史“长时段”思想。 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本身就包含着不同的层次和结构。这些不同的历史层次、结构以及节奏运动，具有内在的纵深性、层次性和阶梯性，要用不同的历史时间观加以衡量。 掀起史学革命：理论与方法渗透西方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评价年鉴学派首倡的“长时段”研究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周兵：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认为，地理环境、日常生活、文化传统等“长时段”的“结构”，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长期影响，起着或支撑或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在“长时段”理论看来，历史不是各种事件按着某种逻辑、遵循线性时间、奔向既定目标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不同层次的历史经历不同层次的时间段，如同“屋顶瓦片的叠加”。历史的动力也不是一两种决定性的因素在推动，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共同推动；历史不是英雄人物的“独唱”，而是多声部的“合唱”。由此，年鉴学派把历史的视野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宏观领域扩展到其背后更广阔的具体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对线性因果决定论的、用编年顺序把偶然个别事件连起来的编年史式的传统史学，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与解构——实现“史学革命”。 20世纪史学发展的活力所在，正是不断打破19世纪狭隘的、过度专业化的历史学界限。跨学科、多学科的历史研究蔚然成风，新领域、新方法的不断推陈出新，年鉴学派的兴起，“长时段”理论的提出，以及年鉴史学在今天的继续创新，均体现了历史学日益多样化的特点。这种多样性，正是包括年鉴学派在内的历史学至今依然充满活力和魅力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