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兵:应该说,具体的、实证的、微观的、基于档案的“短时段”研究,是历史学训练中必不可少的过程和基础,这是造成当前历史研究的“碎片化”的一个客观原因。有了微观研究的基础,才可能逐步掌握历史研究的基本研究方法、手段,才能进而拥有宽宏的视野和展现现实的关怀。可见,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者并不是一对截然对立的矛盾。 实际上,许多优秀的微观史学研究在微言之外亦不乏大义。如卡罗·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揭示了近代早期欧洲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文化并存的社会文化,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深植于近代法国农村的法律、婚姻、家庭等社会背景之中。 王献华: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等非职业的历史学家,承担了原本应该由职业历史学家承担的任务,即思考长时段的历史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理解。但无论是职业历史学研究,还是非职业历史学研究,真正值得忧虑的所谓“碎片化”,并非是表面上论题的具体化、细微化,而是历史学研究的核心关怀被遗忘和淡化,进而导致论题的琐碎与无效化。有效的微观研究不存在所谓的“碎片化”问题,无效的宏大叙事同样是“碎片化”的体现。这才是面对重回“长时段”研究的号召,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如果将职业历史学研究的问题用有效与无效,而非形式上的碎片化与宏大叙事的对照来区别,会有助于重新思考“历史决定论”,进而对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相关性进行重新理论化。阿米蒂奇等人的号召,既可以说是对新语境中融合微观研究的宏大叙事的呼唤,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历史相关性问题的再强调。其中隐含的对这种相关性的坚持,大概是他们模仿《共产党宣言》来发表《历史学宣言》背后的理由。 对“长时段”理论再呼吁:历史学应面向现实、未来、公众 《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学宣言》一书呼吁历史研究要重回“长时段”研究。这里的“重回”之说从何而来? 王献华:历史研究应该并能够为认识人类的现在和未来作出什么样的贡献?阿米蒂奇等对这个问题的重新强调和思考,无疑有助于赋予历史学新的生命力。另外,围绕这个问题的不同思路、不同立场之间的讨论还将涌现。作为人类过去的历史,并不能自然而直接地为人类的现在提供什么;是历史学研究通过对人类过去合乎事实的认识,提供着关于我们共同未来的意见。 周兵:《历史学宣言》中所谓的“长时段”,是借用了布罗代尔关于历史时间的概念。其提出的“新长时段”概念,则依赖于大数据的史料基础,借助于数字分析的新的技术手段,将对历史的分析与对未来的探寻整合在一起,以供现实的决策所用。由此可以看到,“长时段”理论已被当代的历史学家衍伸、借用为一种整体的、宏观的大历史的代名词,在布罗代尔和年鉴学派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