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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1月11日，圆明园被烧之后一病不起的咸丰帝，在他所剩不多的时日里做出了一道重要的批示，批准了恭亲王奕䜣会同军机大臣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总理衙门设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由此开端。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整个洋务运动一以贯之的最重要思想。而这个思想，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就已提出，却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得以实施。 1843年，负责鸦片战争媾和谈判的耆英，给道光帝上呈了一支英军使用的新式击发枪。道光帝对枪爱不释手，对耆英提议仿造的奏折却做了否定的朱批：“卿之仿造一事，朕知必成望洋之叹也。”这一“叹”，延误了二十年。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真正让清王朝统治阶层清醒认识到洋枪洋炮厉害的，不是两次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的外国侵略者，而是内乱太平天国。 在屈辱地与列强签订了《北京条约》之后，外患暂缓，清王朝可以全力解决被视为心腹大患的“长毛贼”——太平天国。发起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此时已经席卷江南，大清国根基动摇。 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那时候还是两江总督曾国藩幕僚，1862年才招募成淮军。他向曾国藩汇报淮军的情况时说：“敝军枪炮最多而精，郭杨刘王四军万五千人，洋枪万余支。刘镇铭传所部七千余人，洋枪四千支。是以所向披靡。”稍后他又向清廷阐述了自己的治军思路：“臣军久在江南剿贼，习见洋人火器之精，于是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现计出省及留防陆军五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又有开花炮队四营……洋炮重者千余斤，轻亦数百斤，其炮具之坚精，药弹之繁冗，臣讲求数年稍窥机要，他人多未及见，更未与知。” 相较之下，太平天国使用洋枪洋炮倒是先清军一步。1858年，清廷就曾在上海截获过向太平军输送“洋剑、火枪、子药”的外籍走私轮船。在1860年的安庆之战中，太平军用“西洋落地开花炮”把湘军打得“惊心动魄”。是年11月，在前线督师、久攻不下的曾国藩提出“师夷智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一年后，安庆攻陷，曾国藩立刻在此开设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由此诞生了洋务运动的第一个近代军工厂。 即便是有外忧内患的形势所迫，又有皇帝的“遗命”，洋务运动在大清国也是阻力重重。仅就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一事，洋务派和顽固派就爆发了激烈争论。一方代表是恭亲王奕䜣，另一方则是文渊阁大学士、同治帝师倭仁。 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西方技术不过“雕虫小技”甚至“奇技淫巧”，学习他们不过是“一艺之末”。何况“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奕䜣等人论述“师夷长技”的必要性不必赘言，他们对当时顽固派的指责确实一针见血：“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 奕䜣在1861年协同慈禧发动辛酉政变，是慈禧最倚重的权臣，慈禧也倾向洋务。她调和双方矛盾，委任倭仁当总理衙门行走，让他不得不接触洋务。倭仁称病坚辞，结果惹恼了慈禧，免了倭仁全部职务，只给他保留了大学士之称。 虽然有慈禧的支持，洋务运动在士大夫阶层也是非议众多。而慈禧本人，对洋务运动的支持其实也非常有限。光是修建铁路一事，李鸿章就运作了二十多年，甚至为塞顽固派之口发明了“马拉火车”，还给慈禧在颐和园修建了一条小铁路。直到1889年，清政府才下诏肯定铁路“为自强要策”。慈禧真正接受铁路还要再过十多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次年慈禧从西安“回銮”，这才在保定第一次坐火车。 洋务运动真正的核心力量，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封疆大吏。他们对洋枪洋炮有着切身体会，因而最易从器物层面着眼，进行革新强国。 清王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湘军、淮军相继诞生，东拼西杀，保住了大清江山，他们所代表的地方势力强大起来。而这些手握实权的封疆大吏们，又在洋务运动中进一步壮大了实力，从而成为决定晚清历史走向重要政治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