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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占领北京城：联军目标与目的背离 开始远征之前，在怎样对中国实行武力报复这个问题上，英国首相巴麦尊、外交大臣罗素、前驻中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及前外交大臣克拉兰敦等人提出了封锁大运河和白河、占领舟山、进攻北京三套计划。后经过反复讨论，英、法两国政府一致认为，要坚持《天津条约》的严格实施和长久地在北京建立使节，就要凭武力进入清帝国统治中心——北京城，尽管这是“最危险的、最费钱的，但又是唯一可行的”办法。[23](P172、175)英、法两国政府的战略意图很明确，就是想通过占领北京城这一标志性目标，逼迫清政府投降，实现自己签、换约的主要目的。当此之时，联军并没有将圆明园看做与北京城、尤其是紫禁城同等重要的象征性建筑，更没有焚毁圆明园的计划。 清廷当然不会让“国之根本”被自己眼中的“蛮夷”轻易撼动，因而准备严守北京城。咸丰帝虽于八里桥战败之后远遁避暑山庄，但在此之前，为防止联军攻破城池，他亲自拟定了城内外一体化防御策略，并敕令各省速派勤王之师，以资援助。[24](P156)在10月7-8两日联军第一次劫掠圆明园之后，为逼迫清军尽快投降，格兰特和蒙托邦曾于10日共同致函恭亲王，责令其交出安定门，并威胁13日中午之前如不交出，将用大炮强行攻城。[17](P300)咸丰帝得知圆明园被劫掠的消息后，虽甚感震惊，但并没有倾向求和，而是仍令严防京城。[24](P180-181)奕则在照复联军共同商定守门章程的同时，严催各省勤王之师兼程赴京，等兵力厚集后攻剿联军，“以解京城之急”。[24](P174)然而，当圆明园被劫的消息传入京城后，城内局势已然失控。[12](P52)负责守城的官兵已毫无斗志，一闻炮声，立即惊溃。[8](P313)当联军照会投入城内后，守城王大臣无法及时与驻扎城外的恭亲王商议对策，只剩下职微言轻的武备院卿恒祺一人辗转往返于中外之间，以谋和局。直到13日临近中午之时，清军还一直把守城门，联军却已做好了开火的准备。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守城王大臣最后自作主张，在同意送回被俘英法人质，且在签订条约之后，联军不得破坏北京城的条件下，[11](P83)被迫开放了安定城门。联军进入北京城后，即于安定门左右两侧做了城防布置，控制了自安定门通往城内的主要道路。[15](P163)至此，英法联军在不失一卒的情况下顺利实现了其关键部分的战略企图，而清政府围绕北京城制定的整体战略部署则遭到致命打击，直接结果是致使清廷对联军态度发生转变，倾向于求和。在奕看来，此前委曲求全，以议抚局，根本原因是为了保全京城，以顾大局。在联军未进城之前，办理抚局尚不致被联军牵制，但在安定门开放之后，联军已反客为主，转有战守兼全之势，而清军藩篱已破，几成内外受敌之形。遂不得已照咸丰帝之命，与联军进行议和，以免合城生灵再被荼毒。[12](P188-194) 然而，在进入北京城之后，英法联军亦陷入两难境地，而并非有学者认为的，“对英法来说，进城换约已是唾手可得之事”。[25]由于清廷在同意议和的情况下，仍迟迟不确定换约的具体时间、地点，联军开始变得愈加急迫和不满。联军发现，之前军事行动所急于占领的目标与此次远征目的之间的一致性分离了。远征之前，英法两国政府制定的通过占领北京城而逼迫清政府立即投降的企图不但没有实现，反而遇到了咸丰帝以及负责统筹全局的恭亲王奕不在京城之内、城内官员无人负有交涉之权的困境，进而使联军的行动暂时失去了方向。面临此种局势，作为此次远征的实际掌舵者，全权大使额尔金和葛罗势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修改既往策略，使之能够重新发挥指导性作用。实际上，此前在经历了清军借议和名义扣押联军人质的事件后，额尔金对清政府完全失去了信任，认为“要大胆猜测中国官员的行事动机可能并非明智之举”，并准备“随着将来出现的新信息而改变”既往的策略。[21](P210)恰好在此种情势下，清军释放了剩余的所有联军人质。据王开玺先生考证，在总共被俘的39名联军人质中，被清军虐待致死的共有21人，生还者不足半数。[26]即使生还者，身上亦“俱有辱逼虐遇之迹，轻重不等”。[24](P188)尤其是人质中《泰晤士报》记者鲍拜的被害，使额尔金进一步觉得事态严重，必须予以慎重处理。须知，《泰晤士报》当时在英国的发行量极大，对英国政局具有很大影响。通过对1855年克里木战争的报道，它最终促成了阿伯丁政府的垮台和远征军总司令的被撤职。[27]基于此种利害关系，额尔金在他日志中的很多篇章里，都对鲍拜的被害深表遗憾。[21](P218)人质被害事件，给了额尔金一个绝好的借口和机会，使之能够在取得英国新闻界的支持，避免自己重新陷入不利舆论漩涡的同时，调整既定战略，以符合形势的发展。 目前，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联军密切关注人质被俘事件，设法营救人质，当发现有多半人质被清军虐杀之后，出于报复心理焚毁圆明园。甚至还有人简单地认为额尔金是出于为鲍拜报仇的目的而焚毁了圆明园。[28](P255-256)，[29]经过仔细翻阅额尔金的书信和日记之后，可以发现联军之所以选择以人质事件为借口，实际上还掩盖了几点鲜为人知的关键信息。首先，在人质被俘之后，英法联军并没有打算设法予以营救，而是静观其变，坐看人质事件发展。这从人质被俘之后，额尔金的举动可以看出来。当额尔金于9月18日晚收到人质被俘的消息时，联军有一些人主张军事上作一些让步，或者放弃之前对清政府提出的某些要求，以换回人质。然而，额尔金对这些论调都全然置之不理，他认为即使清政府提出若联军退兵则立即放人，“也会拒绝理会”。额尔金认为，一旦主动让步来解救人质，就会对整个出征所要达成的目的造成“致命的伤害”。事后，额尔金承认此举“冒险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安危之上”，但“这种政策并不易懂，并非所有人都会认同”。[21](P211、216-217)其次，关于人质受到迫害的地点，虽然多数学者根据资料，认为联军将其归之于圆明园。然而，额尔金在事后谈及焚毁圆明园的缘由时，却明确说道“正是在这(指圆明园)附近，他(指咸丰帝)将我们不幸的同胞擒拿，让他们遭受了最严酷的虐待。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被囚骑兵的马匹和装备，英勇的法国军官胸前被扯落的勋章，和另外一些人质的个人物品”。[21](P220)由此可知，额尔金很可能清楚人质曾在圆明园以外受到虐待，尔后曾短暂关押于圆明园之内，两者并非同一地点。至于为何在与清政府交涉文件中，英法联军仅提及人质在圆明园受到迫害和关押，[24](P188)则很可能是联军一方的蓄意隐瞒，以达到其委罪于清政府的目的。再者，选择人质事件作为惩戒清政府的借口，并非仅仅是因为清军曾在圆明园虐待过人质，很大程度上还因咸丰帝曾经颁布过悬赏洋人头颅的告示。[21](P220)英法联军虽然武器装备优于清军，但毕竟远来作战，深入内陆，况且在未来局势尚不明朗的形势下，不得不尽力避免再次陷入人质被俘的危境。因而，额尔金认为人质遭受迫害，需要“严厉对待，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今后的安全”。[21](P219)总而言之，英法联军从维护本国利益的高度出发，审情度势，以人质事件为借口，努力对原先既定战略进行调整。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调整过程较为复杂，掺杂了许多因素，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形成焚毁圆明园的计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