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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火烧圆明园：额尔金的作用 众所周知，致使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三山五园”系统于10月18日至20日遭到毁灭性破坏的实施者是英军，法军并没有参与其中。在整个过程中，英军迫不及待地焚毁圆明园的行为，与法军按兵不动、劝阻英军焚毁圆明园的举动，形成了鲜明对比。简言之，英军的“急”和法军的“不配合”是火烧圆明园事件中的一大特点。然而，前文所述物资补给系统的不安全性、占领北京城后既定战略的演变以及人质被虐杀事件，都对英法联军施加了共同的影响，为何法军却没有参与焚毁圆明园？这当是探讨圆明园被焚原因时，最为“奇特”的一个问题。国内学者对于这一问题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以往有关圆明园被焚毁的各种原因，并不能成为英军单方面焚毁圆明园的理由。对这一特殊现象的解释，需要深入考察英法联军在惩戒清政府方式上进行的一系列调整、争论以及争论背后隐含的内部矛盾。 在侵华目的上，英、法两国政府虽然能够在若干方面达成一致，但由于国家利益仍存在不同，故在如何对清政府实行惩戒这一具体问题上，英法联军内部意见并不一样。加之远距离作战，不可能及时与国内取得联系，因而，许多事情需由两位全权大使及两位军队总指挥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在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共同商议决定，而这又不免掺杂个人因素。就英国而言，大沽之战的惨败，不但使巴麦尊内阁遭受到保守党人的攻击，[23](P162、176-178)而且也让内阁中的一些重要成员“对他们现在的首脑表示了不信任”。[30](P571)受到最猛烈攻击的，当属额尔金。多数反对者认为他应对大沽之战负一切责任。[23](P163-164)在巴夏礼看来，被巴麦尊内阁以“赎罪者”的身份重新派往中国的额尔金，从此次远征开始之际，便一改往日的沉稳与谨慎，变得暴躁、激进起来，急于通过战场上的胜利来弥补英方的损失，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封住政府里攻击他的嘴巴”。[22](P225-228)与此相比，当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属于资产阶级的开明专制政体，国内政治自由程度虽不及英国，但恰好在某种程度上缓冲了由于大沽之战的惨败而产生的国内政局压力。葛罗和蒙托邦在此次远征中的任务，是在避免采取激进行动、推翻清政府统治的前提下，稳中求进，完成远征目的。由于作为英军统帅的格兰特，此时别无他计，唯以额尔金马首是瞻，[31](P269-270)因而使围绕人质事件制定惩戒措施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几乎从一开始，便演变成额尔金与葛罗、蒙托邦之间的针锋相对。 总体而言，除要求清政府遵守《天津条约》以及在天津商议的和约中规定的条款外，额尔金还分两个阶段，先后提出了5种惩戒策略。在最初阶段，他提出：①让部队在北京过冬，加重对咸丰帝的侮辱；②摧毁紫禁城，以此证明联军部队到过北京，并采取了报复。由于前述气候变化以及物资供给系统的不稳定，以及与英国陆军大臣赫伯特之前所做的勿在北京过多停留的指令不符，额尔金很快将第1条策略放弃。针对第2条策略，法方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北京城门是向联军打开的，联军曾承诺过要维护城内秩序和财产安全。如果火烧紫禁城，就是违背了联军自身的承诺。[32](P64)面对法方的反对，额尔金不得不撤回这些提议，但是他又重新提出了3个新的要求：③在天津竖立一块赎罪纪念碑，并刻上有关人质事件的日期和情况；④把圆明园夷为平地；⑤要求清朝拿出30万两赔偿受害的英国人和那些遇害者家属。就第3条策略，法方亦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一种与文明国家不相称的报复行为。额尔金经过考虑后，予以放弃。[32](P65-66)，[17](P308)对第5条而言，法方并没有提出异议，并认为理当如此。但在围绕火烧圆明园的问题上，法方表示了激烈反对。葛罗和蒙托邦都认为火烧圆明园“仅仅是一次毫无意义的复仇”，因为它的攻击对象只是已经被部分摧毁的断壁残垣。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将有可能打破联军与恭亲王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促使恭亲王逃跑，使联军由于无法换约而处于孤立的境地。[16](P106)在此基础上，法方提出了3种惩戒策略：第1条是要求清政府赔偿人质20万两抚恤金；第2条是归还康熙年间各省天主教堂和传教士坟茔；除此，还会遵照约定，在23日之前一直等待恭亲王奕同意签订和平条约的回复，否则就实行第3条策略，即在撤退之前，“取走紫禁城中所有的档案，彻底摧毁这座位于首都的、代表无上权力的地方”。[8](P342-P346) 围绕此关键事件产生的矛盾，让英法公使之间从远征初期的貌似融洽转变成了后期的公开分歧。这种转变，不但显示出英、法在华利益的差异和在侵华步骤及具体措施上存在很大分歧，而且也显示出“欧洲的政治已被转移到中国来了”。[33](P686)实际上，自1858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拿破仑三世便从维护法国利益出发，寻求与俄国的合作。而俄国在南下的武装被解除、出入黑海海峡的大门被锁死后，加紧向中亚和远东扩张，期望尽早结束自己被孤立的状态，亦积极寻求与法国的合作。[34](P190-191、198)这样，英法之间的同盟关系便逐渐疏离，演变成1860年紧张的同盟关系。英国人开始不赞成法国在意大利的战争和对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觉得是对英国利益的威胁；而法国则对于中国市场垂涎三尺，计划于此次远征中联合英国共同打击清政府，以获取东亚财富的同时，尝试与英国在香港、广州、上海展开竞争。所以，两国阵营的军人从远征一开始就存在着很多摩擦和不满，就显得不足为怪了。[28](P31-32)，[35](P2472)此前，法方就对英方在此次远征中的一系列行为进行了提防。一部分法军官兵倾向于认为英军的最终企图是推翻清王朝，建立类似于印度的、听命于英国的傀儡政权。[36](P66)当蒙托邦得知英国誓要焚毁圆明园时，怀疑英国之所以“坚持做这件没有明显合理理由的事情，一定有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动机”，并认为此举与法国国家利益根本不符，因而建议与葛罗一起向额尔金提出抗议。[17](P314)进而，法方对自身行动的目的也逐渐动摇，认为法国在中国的贸易利益微小，或许根本不应开启此次远征，而此次远征除了促进英国势力的发展以外，法国没有获得任何利益。[37](P165)以上法方的诸多不满，构成了其反对英军焚毁圆明园的深层次原因。 当遭到法方的反对后，英军大为不满，开始大肆抱怨法军。他们认为英法联盟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因为法国在此次远征中兵力不足，而法国人所谓的自尊心，却要求在作战之时经常出动与英国相等的兵力，结果把像守卫基地、保护交通线等后勤维护工作留给英军去独自承担，导致延误了英军的行动，而成为英军的“一个累赘”。额尔金还注意到葛罗与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往来密切，后者充当了法国与恭亲王奕之间的调停人，也明显地感觉到法、俄在中国的关系已超越法、英的关系。他深知欧洲的国际关系是很难处理的。他害怕俄国会同法国联合起来反对英国，如果这样，不仅他们在中国“会有一支强大的武力，而他们还会经由俄国比我们更快地得到各种消息，这对我们是不便的”。[33](P686-687)加之，英国国内反华战争的活动持续不断，且英国原先计划为此次远征增加至少300万英镑的军费开支，实际上由于经费困难只增加了120万英镑。[11](P62-63)如陷入持久的对华作战，会使所耗经费增多，必将给巴麦尊内阁以巨大的压力。[28](P28)还有，英国在此次远征中不仅动用了英国本土的大量士兵，而且从印度抽调了1万余名。当时，印度民族起义刚被镇压，英国急切需要结束此次中国远征，遣返士兵，通过增加英籍士兵的数量来稳固在印度的统治。[11](P66)，[38](P993)总之，联军内部日渐公开的矛盾和英军自身的困难，促使额尔金急切寻求一种“既严厉又迅速，而且又不伤及北京，而且要特别给大清皇帝沉重的一击”[21](P219)的方式，以便可以在11月1日之前签订条约。火烧圆明园在额尔金看来，可算作完成以上目标最好的举措，因为此举不仅可以击溃清军的抵抗信心，促使战争的尽快结束，而且也会及早摆脱英军在政治同盟关系上的不利地位。鉴于在火烧圆明园问题上英法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两国公使遂于17日分别照会清政府，提出了上述各自不同的条件。次日，英国军官约翰·米歇尔指挥英军第1师、第60步枪营和第15旁遮普营，放火焚烧了包括圆明园在内的整个三山五园。 至此，我们已在上述相对宏观性视角的关照下，重新探讨了导致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焚毁的原因。可以发现，目前学界认为英法联军以人质事件为借口，为逼迫清政府尽快投降，才放火焚毁圆明园的主流观点，其由于关注面较窄，对联军一系列行动之间的“选择性过渡”策略缺乏深入分析，因而没有完整揭示出导致圆明园一步步走向被焚毁命运的全过程。可以确定的是，圆明园的焚毁，实际上是联军物资补给系统中存在的隐患、1860年10月初京津一带气温的骤降、占领北京城后联军既定战略的演变，以及联军内部矛盾等诸多因素杂糅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从整体上说，额尔金的个人境况以及人质事件的发生，是导致圆明园遭受焚毁的直接原因；英、法两国国家利益的不同以及由此引发的联军内部问题和矛盾，是导致圆明园遭受焚毁的主要原因。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必须予以回答，即：圆明园的被焚毁，是否是造成清政府放弃抵抗的根本原因？舍此，就难以理解火烧圆明园所造成的影响和此一事件所蕴含的意义。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英法联军的既定战略部署，是将北京城作为首选进攻目标，以进入北京城换约作为最终目的，并且一以贯之，并没有将圆明园看做与北京城、尤其是紫禁城同等重要的象征性建筑，更没有焚毁圆明园的计划。在得知人质被虐杀的情况后，英军最先想到的是以此事件为借口而摧毁紫禁城，以迫使清军投降。只是由于进入安定门之后摧毁紫禁城的计划遭到法军反对，英军才转而将圆明园作为替代目标而加以破坏。以往学者没有充分认识到北京城在中外双方战略部署之中的重要性，简单地认为“英军为逼迫清军尽快投降而直接焚毁了圆明园，而圆明园的焚毁又导致了清政府的投降”，过多地抬高了圆明园的地位，忽略了一些细微却意义重大的差别。如果圆明园的焚毁，果真能够促使清廷立即投降，那就无法解释清廷不仅在17日就已得到英军将要焚毁圆明园的确切消息，[39](P81)而且在18日圆明园已经开始惨遭焚毁的既定事实下，为何无动于衷，仍没有给出签约的确切时间、地点。只是在奕通过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得知英军于20日火烧紫禁城的进一步计划，[17](P329)以及之前所收葛罗关于23日之前清政府不最终投降，就要在京师内外重启战端的照会后，[12](P192)考虑到联军久驻京城产生的隐患，以及清军饷银、口粮均严重缺乏，难以作战的实情后，[40](P231-234)才被迫于20日照复额尔金和葛罗，接受了联军提出的一切条件，并定于24日、25日在礼部大堂与英、法代表签字换约。基于此，著名史学家向达也认为英军焚毁圆明园后，清朝统治者之所以迅即投降，“盖亦畏其复肆凶残耳”。[41](P423)认为圆明园的焚毁促使了清军的尽快投降没错，但是更准确的却应认为英军是在无法火烧紫禁城的情况下，才转而焚毁了圆明园，而英法联军进一步焚毁紫禁城的计划，很可能才是促使清廷尽快投降的最终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