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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代以来的学科分野和细化,除了艺术史、考古学等领域善用图像外,历史研究的主体叙事中往往图像缺位——史界重文轻图,图像资料只是“辅助”“帮腔”“陪衬”……时下,伴随图像证史渐成风气,图像作为历史留存的证据,也逐步得到史学界的回应。 这无疑是个读图的时代。如果有机构做项调查,统计下都市里每人每天平均拍多少张照片、打开多少幅图片、看过多少块广告……结果应该非常有趣又惊人。图像早已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社交和视觉传播的必需品,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影响着人们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方式。 回首昨日,翻翻微信好友圈便能清晰重现;遥望更远的人类历史,除了文字材料,图像在接近和还原历史中也大有作为。但由于近代以来的学科分野和细化,除了艺术史、考古学等领域善用图像外,历史研究的主体叙事中往往图像缺位。时下,伴随图像证史渐成风气,图像作为历史留存的证据,也逐步得到史学界的回应,以图像为研究对象的“图像史学”呼之欲出。 “两只眼睛” 关于图像,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博士、台湾“中研院”院士邢义田在一次演讲中作过一段精彩而机智的陈述:“上帝为什么给我们两只眼睛?我要既严肃又开玩笑地说,这是因为上帝要历史学家用一只眼睛看文字,另一只眼睛看图画。”他还指出,所谓图画,不仅指画家的画作,而指一切视觉性、非文字的资料,“用两只眼睛同时考察历史留下的文献和图画,应该可以见到比较‘立体’的历史”(邢义田《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 作为历史证据之一的图像 究竟什么是图像?邢先生的回答也只是一家之言。这个问题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不言而喻,不同学科有各自的科学定义,即使在历史学里面,根据研究领域和方向的不同,也会有所区别和侧重,难以完全统一。 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图像证史》中就明确表示,“图像(images)”不仅包括画像(素描、写生、水彩画、油画、广告画、宣传画和漫画等),还包括雕塑、浮雕、摄影照片、电影和电视画面、时装玩偶等工艺品、奖章和纪念章上的画像等所有可视艺术品,甚至包括地图和建筑在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邓菲也赞同“图像”概念的广泛性:“它指代了与图像艺术形式相关的各类视觉文化材料,包括传世的书画、器物,也包括墓内装饰、随葬品等考古资料,寺庙、石窟内的壁画、造像等物质遗存,以及地图、天文图等一般性的图像资料。” “很多人认为图像是平面的。我个人的理解是,‘图’或许倾向于平面,‘像’则既可以是平面也可以是立体的。”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李星明看来,作为历史研究基本资料的图像,是同文本、文字并列而言的,主要靠视觉感知进行表达和传播。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仲丹坦言,图像当然可以将实物囊括其中,小者如钱币、奖章,大者如器物、建筑,凡是在平面或是空间构成图形、实体的物体都可以,“不过,受纸质出版物影响,图像史学里常以二维形式的平面图像为对象,而有些文字实质上也是图像,比如中国古代的书法、现代宣传海报上的夸张字体就属于图像类型的文字”。 图像史学的主要推动者、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蓝勇认为,历史研究中的文字、图像、实体(景观与器物)、口述四类史料形式,最终可合并为图像、文字两种,“文物、古迹等通过现代的载体可以转变为图像,口述也可以转变为文字,所以图像应主要指载体上的形象,与载体上的文字相对应”。四种史料的获取方式也不一样,文字、图像通过阅读获取,实体通过现场观察获取,口述通过倾听记录获取。他特别强调要区分“图像”与“形象”:“‘形象’一词词义复杂,往往指一切有形状的、具象的、可视的东西。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语境中,与‘形象’相对应的都是抽象、无形的概念。文字当然也是一种形象,是一种符号形象,图像则是一种图像形象。如果用‘形象’一词容易造成史料逻辑体系的混乱。” 无论外延的宽窄,一般认为,作为历史证据之一的图像,是与文字相对应而言的。蓝勇指出,早期的文字和图像都很简约,但当时的文字“言简”却不“意赅”,所以才会令后人苦心注疏,往往还众说纷纭;图像也多粗略写意,同样引来臆测不断,永远有盲人摸象之感。后期的中国文字发展较为完备,传神达意到位,讲述事件全面,表现因果也更明确直接;同时,图像也变得愈发精准丰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