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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地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曾迎来一个“图经时代”。东汉时,巴郡太守但望的奏疏中提到《巴郡图经》,为今天所知的最早的图经;东汉顺帝时,侍中王逸还作过《广陵郡图经》,可见,东汉就有图经是无疑的。究竟何谓“图经”?中国古文献学家王重民1950年代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的地方志》一文,就作了明确解释:“最早的图经以图为主,用图表示该地方的土地、物产等,经是对图作的简要的文字说明。” 到了宋代,时人言语中处处流露出对图像的重视,尤以郑樵的感悟为深,经久流传。他在《通志》总序里即言:“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在《图谱略》中又说:“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在《索象》《原学》《明用》里,都能找到相应的阐释,如“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等等。宋以后,文字气场越来越大,在表现思想方面的长处凸显,与此同时,由于传播相对困难、表意欠缺深度和准确性,图像的重要性日渐式微。蓝勇不免感叹:“以前那种以图为主、以经为辅的时代,变成以字为绝对主体、附以插图的时代。” 这之后,出现过一个可以重拾图像地位的机会,那就是形成于北宋、发达于清朝后期的金石学。“这是以器物上的铭文和石刻碑碣上的碑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李星明指出,金石学除了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外,还有一个重要贡献——清代晚期书法的发展跟金石学密切相关,很多书画名家如翁同龢、金农等,写的字有所谓的“金石味”,就是这个道理。“但它的缺憾就在于,没有将器物本身的造型、位置等作为历史资料或者思想观念的表达来看待。虽然从某种角度来讲,书法也是一种图像,但远远不够,毕竟那些从古代发现的铜器、石刻,包含了丰富的图像和历史文化信息。”李星明说。 中国传统史学对历史材料的利用还是较偏颇的,总体来讲,较重视文献尤其是传世文献。与传统史学不同,国内现代史学始于20世纪初,可以梁启超《新史学》的问世作为标志。梁启超强调史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并推崇史料的价值——“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由于可信、可用的史料难得,就有必要扩大史料来源。王国维、 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呼吁重视甲骨文献、简牍文书等地下史料,王国维还提出“二重证据”说,指出“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要相互印证,陈寅恪也强调要用不同证据。此外还发现了一批档案文献,包括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及“八千麻袋”的清宫大内档案等,都将史料利用及史学研究往前推了一大步。陈仲丹认为,这些都是受到西方科学型史学理论方法影响的结果。 虽然在迭出的新史料中,史学大家们也对图像流露过浓厚的兴趣,但图像在史料中的地位并未发生突破性变化。郑振铎就如此批评过“轻图像而重文字”的习惯——“史学家仅知在书本文字中讨生活,不复究心于有关史迹、文化、社会、经济、人民生活之真实情况,与乎实物图像,器用形态,而史学遂成为孤立与枯索之学问。”即便这样,郑氏所编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免不了只是个“插图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