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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用好图像资料?李星明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核心就是,不同类型的图像材料“陷阱”不一,要区别对待。针对传世的图像史料,如卷轴画、书法等,如果有鉴藏史、流传有序的话,完全可以当作可靠的资料直接使用。万一鉴藏史不明确,首先就需要断代、证伪。李星明再三强调,用到那些争论了很多年都没办法下定论的材料时,务必要将其现在面临的问题交代一下。“比如年代有多少可靠性,学者们的观点有哪些,都应该作为注释放在下面,以降低使用这些材料的风险。”针对出土资料,他告诫我们一定要经考古学方法整理过才行:“考古发掘不是乱挖一气,挖出一个拿出来一个,而是放在原地不动,保留相对位置、空间关系,再进行记录、画图、拍照,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共存关系’。只有解释整个文化综合体,弄清相互之间的关系,才能最大限度地呈现古人在布置、排列这些东西时,所留下的思想观念方面的信息。” 邓菲把对图像的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内部研究主要看图像里有什么,讲了什么故事;外部研究就是探讨其社会性、政治性、历史性等。她指出,外部研究经常会呈现多元态势。“以《清明上河图》为例,其中的市井百态、社会生活等,大家谈的都差不多。但为什么要画清明上河图?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不同学者有不一样的结论、观点。有学者就从船和桥即将‘相撞’里看出‘盛世危机’,有学者则从百姓安居乐业里看出政治清明……”邓菲认为,图像不会单独、凭空出现,围绕着它可以延伸到外部更大的范围,比如围绕书法作品的就有书法家个人、社会交游、政治史等多个研究取向,“研究角度、方法不同,同样的材料就会有不同的诠释和结论。”王笛认为,这种图像解读的多元性(文字资料何尝不是?),不但不会增加我们使用图像来研究历史的困惑,反而说明了用图像研究历史的复杂性,从而提醒我们,任何一个图像都可能包藏多层含义,不存在所谓“唯一正确的解读”。 “左图右史” 图像“无语”却胜千言,与人类文明的进程如影随形。但从学术史来看,图像和历史研究的“缘分”一点也不深,两者经历了曲折的分分合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史界重文轻图,图像资料只是“辅助”、“帮腔”、“陪衬”……蓝勇一连用了好几个词来描述图像的边缘地位,并为其“鸣不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讲,它可能成为幼儿识读的玩偶,而文字才是成人传魂的游戏。”或许现在,不少人的潜意识中还是认为,对生僻晦涩的文字作诠释咀嚼往往更具学问,而图像给人的感觉是通俗的、简单的、低级的、幼稚的,上不了历史研究的台面。 西方学术界对图像的利用和研究 西方直到近代才开始关注图像作为史料的存在。陈仲丹进一步作了解释:“近代,注重抽象推理的理论建构样式在西方发扬光大,学人热衷搭建庞大精致的理论框架,自然影响到图像研究。而且,西方近代文化兴起的文艺复兴,绘画是其中成就突出的门类,加之中世纪宗教文化中圣像学的遗产丰富,都使得西方在图像的研究利用中似乎处于领先地位。” 18世纪中期以前,以某一历史遗迹或者某一实物为材料的史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把罗马陵寝用作早期基督教历史的证据,将贝叶挂毯作为研究英格兰历史的主要史料……18世纪中后期,西方开始普遍重视图像的价值,同时在对其他地区的研究中,进行图像史料的采集。比如,18世纪末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随军带去大批学者,负责测量和绘制埃及文化遗址,搜集和整理文物。利用这些资料,后来出版了20卷的《埃及志》,包括9卷文献、1卷图版说明、10卷图版集,收录图像3000多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