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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菲介绍,西方的历史研究以欧洲史等为主流,欧洲史、中世纪研究等等,率先利用或开创了新的概念、方法、视角,其他领域、文化的历史学家再学习起来,“在引介理论和概念的过程中,汉学家们无疑发挥了桥梁作用”。 早年来中国考察的西方汉学家基本都是探险家,像法国的沙畹、伯希和,英国的斯坦因等,此外还有日本的常盘大定、关野贞、水野清一……调查了不少中国古代的遗址遗迹,比如庙宇、宫殿、墓葬、石窟、祠堂,留下很多图集、游记。有些集成册子发表了,有些作为馆藏一直搁置在那。1980年代随着国门的打开,国内学者开始对这部分内容产生兴趣,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我们现在也在进行着一项类似的工作。”据李星明介绍,常盘大定、关野贞1920年代在中国作了几次探查,汇成《支那文化史迹》,共12册图集、2本说明,“他们拍到的那些石窟和古建筑,很多早已变样甚至消失,《支那文化史迹》便成为还原当时模样的唯一证据。我们争取明年完成出版,以利于更多学者使用。” 在李星明看来,历史研究的选题内容和方法手段往往跟一个国家的政治气候关系密切。“在上个世纪一系列的风云变幻中,中国史学研究频频受到干扰,直到80年代开始有较为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以后,逐渐活跃起来,才可能有新的思考。”他感叹道,中国学术的创新思维不够,缺乏自己的学术话语,“从这点来看,图像与历史的融合交流还应该进一步深入”。 国内史学界目前的发展态势,王笛认为依然处在“图像转向”的过程中:“如果用彼得·伯克的方法做个判断,就会发现国内史学杂志中使用图片的文章比例始终比较低——《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权威刊物上几乎看不到图像,即使有些杂志采用配图,也多半为了活跃版面,图像没有成为内容分析的一部分;而且这样的配图做得很小,就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已。相比较而言,《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或者《亚洲研究季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的图像,情况就大不一样。” 邓菲也指出,有些历史学者有意识地不去用图像,“一旦要用,就跨到另一个领域,需要相关的训练,学习如何使用另一种史料——怎么看图、读图,如何读懂、分析,多少会有顾虑。”李星明坦言:“中国的文献资料确实浩如烟海。也正是因为多,传统史家认为光靠文献、终其一生在故纸堆里面找,就足够了。”他认为,对部分学者来说,其研究领域中要解决的问题,或许真的跟图像没什么太大关系,对文献依赖程度高也能理解,但考虑到整体的历史学发展,就不能这么说了。 虽未成为主流,但趋势已露无疑。可贵的是,很多学者已经有意识地将图像和文献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去看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在上世纪90年代做思想史研究工作时,就已经非常重视地图、传世画作、出土器物等,还就图像资料的使用发表了一些列文章,如《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文物》2000年第1期)、《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作为思想史的古舆图》(《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在复旦文史研究院创建之初,作为首任院长的葛兆光就把艺术史、图像研究等部分纳入进来,作为专门的研究方向。这在李星明看来,算是当时中国史学界颇具前沿思想的举措。 文汇报记者于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