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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译皆为当时最新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 由于二战以前日本没有“当用汉字”的限制，日本人文章中大量使用汉字。尤其在1902年日本文部省成立国语调查委员会以前，从未有人将废除汉字改用表音文字当做一回事，因此其时的日文读物对于中国人来说，多少都有些似曾相识。加之世纪之交，中国留学生大量涌向日本，和文汉读法一度流行，所以翻译日文著述成为一时风尚。更有甚者，日本学者对翻译西方著述不遗余力，借着日文译本以阅读再译西方学者著作也是一个快捷方式。所以上述五种专门译刊，其实主要都是日文的翻译园地。《译林》的最初宗旨是西文东文并译，这在林纾序中已提及，但实际上除一篇外，均译自日文。《译林》创刊号因此在《办理章程》最后说：“本期因所购西籍未至，仅将东籍数种译印，同人意颇歉然，下期当再增益。”言下之意，下期起或有迻译西籍之可能。然概览全部十三期，译西籍者似只有一种，即《英主维多利亚大事记》，而且是编译，并非对译。看来一是西籍恐怕难得，经费也存在问题，译者亦有问题。东籍易得，译者亦多，译东语亦较西语为易。因此上述五种译刊，实际上以翻译日文为大宗，《译书彚编》与《游学译编》甚至创办于东京。 《译林》原定每月望日发行，但第二期起即衍期至月底才印出。原期望在第三期能扳回，但结果未能，故索性在第四期刊出启事，改为月终出刊。不过第十二期未标出版日期，第十三期延误更甚，仅标明是壬寅年第一号。与现存的原著相对照，计十三期所翻译之日文书是以下数种：笹川洁之《理财学》（原名《经济学》，博文馆1899），织田一之《国债论》（博文馆1890，1894），清浦奎吾之《明治法制史》（明法堂1899），鎌田荣吉之《欧美漫游记》（博文馆1898），六条隆吉与近藤千吉合著之《世界商业史》（博文馆1893），高桥橘树所编《日用制造品》（原名《日用品製造編》，博文馆1899），原著来源不明之《軍国论》。书后括注为笔者所查得之该书出版社与出版年份。除一种外均为博文馆出版，或许其中存在某种原因。第一期开译涩江保《印度蚕食战史》后，因苏州的励学社称已将其全书译完，故仅译两叶即戛然而止。《日用制造品》则因为药名、物品名必须经科学厘定方有权威，亦无法续译。此外又辑译干河岸之《近世百杰传》及小宫山氏之《洋学大家传》，并益之以维新以后诸功臣传而成《日本近世名人事略》。其中自称译毕之书只《国债论》一书，编译性质的《日本近世名人事略》亦蒇事，第十三期所译之《日本监狱则》似亦为全帙。又《日本监狱则》的原书据查可能有两种原本，一为日文《大日本监狱则》，为福井洋编、吉冈洋助，1886年版；另一为英文《日本监狱则及施行细则》，大日本监狱学会1899年版。推测所译母本应为前者。所有这些译书在今天看来似已毫无意义，但在当时却都是最新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是译者想要用来开民智与开官智的新知。在诸书之外，《译林》并注意翻译、辑录与时事相关的重要表格，如《旅居支那之各国人数表》《日本现今岁计表》之类。可注意的是，在翻译这些书籍及表格时，还加进译者的一些评议，表明译者之观点。如译者在列出上述《人数表》后，便分析在庚子国变前，外人入居中国仅俄日两国有明显增加，遂追问他们到底想干嘛？说明译者对国事之关心。相信对《译林》所译诸书原本与翻译文本的比对研究，将会揭示这批译者的翻译能力以及他们对世界与中国的认识水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