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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鲁可荣，DOKORA Tteva，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鲁可荣(1970- )，男，安徽芜湖人，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DOKORA Tteva(1987- )，女，津巴布韦人，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目前，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云南省禄劝县扶贫项目在20多年的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扶贫策略与工作方式，有效地促进了项目村的经济社会发展。通过总结反思该项目从需求为导向的救济式扶贫到以发展为导向的综合式扶贫实践历程，可以为当下民族地区开展精准扶贫提供实践借鉴及经验启示：精准扶贫应该采取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综合贫困治理模式，需依托乡村知识和本土资源，精确瞄准贫困农民生产生活需求，通过发掘和整合乡村的价值资源，因地制宜地开展以发展为导向的精准扶贫，实现村民的“美好生活”愿望和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参与式发展/精准扶贫/乡村价值/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rural values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建构与乡村价值传承保护机制研究”(16BSH047) 一、研究缘起 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展大规模扶贫工作始，民族地区就一直是中国扶贫开发的主战场，30多年来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开展的反贫困工作，有效地改善了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条件和贫困人群的生计状况。朱玉福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成就、措施及经验。[1]郭佩霞提出融合民族地区人文和地理特性，在制度上重新选择扶贫对象，解决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瞄而不准”问题。[2]刘流通过对贵州省农村扶贫瞄准的绩效评价，从扶贫瞄准行为主体、瞄准对象和环境三方面分析民族地区农村扶贫瞄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提高民族地区贫困瞄准的准确性和效率的措施。[3]尚明瑞通过探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源环境问题对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与耦合机制，提出关于扶贫开发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恢复重建及环境保护之间协同发展的建议。[4]然而，既有的研究成果表明，用单一的指标来确定贫困村会导致难以瞄准贫困对象和政府信贷资金不扶贫等问题。[5]由于农村社会分化、农村精英角色转变以及贫困村民缺乏有效参与等原因，导致在财政扶贫项目中存在着各种“排斥”和“精英俘获”等现象，从而难以实现精准帮扶，难以做到扶贫工作的进退有序。[6-7] 近年来，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提出，各级政府明确意识到，要重新树立扶贫理念，采用新的扶贫方法，精确瞄准扶贫对象，整合利用村落资源，促进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新时期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要坚持扶贫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切实提高扶贫成果的可持续性，让贫困人口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基于此，本文通过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各级政府与香港乐施会在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简称禄劝县，下同)所开展的扶贫项目实践经验及问题，立足于民族地区贫困村发展现状、农民发展需求以及农村可持续发展趋势，从乡村价值传承与再造的理论视域，探索有效开展精准扶贫的创新路径。 二、禄劝县扶贫项目的实施概况及其成效 为了更好地开展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1992年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云南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昆明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支持下，禄劝县政府与香港乐施会昆明办签订了合作协议，并从县畜牧局抽调工作人员，成立了禄劝县香港乐施会项目办公室(简称项目办，下同)，专门负责禄劝县的扶贫开发项目。 20多年来，项目办在该县边远贫困山区实施了输电(加工)、社区发展基金、教育、卫生、生态保护、人畜饮水、道路修建、经济林果种植、科技培训、灾害紧急救援与灾后重建等项目，覆盖转龙、屏山、汤郎、马鹿、云龙、中屏、团街、茂山、翠华、九龙、崇德11个乡(镇)36个村委会(142个自然村)的4680户农户(17784人)。截至2014年5月，共投入项目资金累计3600多万元，使项目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村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例如，务茂德村村民人均收入从1992年的262元增加到2014年的3132元，马樱花村和芹菜塘村村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更大，分别从1992年的300元和500元，增加到2014年的6500元和6000元。同时，项目办注重引入“参与式”理念，发挥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级管理委员会在村落事务中的作用，组织村民开展自我决策、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并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促进村落可持续发展。村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促进了村落生活环境的改善，提升了村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