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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扶贫在我国形成的话语影响远胜于基于本土实践的反思，以至于曾长期参与国际援助发展项目，同时也是参与式扶贫在我国的重要引介者之一的陆德泉也认为，对该模式的本土化和反思还似显不够[16](2～3)。就此论题而言，似有必要将参与式扶贫及与之相连的理论基石“治理理论”做更进一步的综合考察。言及此处，我们有必要对参与式扶贫的兴起略作简要回顾。它的基本理念与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有计划地干预和发展援助有关。在分析原因时，认为与穷人在发展活动中被边缘化有关。由此，不少从事发展研究的学者和国际援助机构提出要扩大贫困人口在发展决策中的参与，而首当其冲的即是在社会治理中进行“权力再分配”[17](9)[18]，为贫困人口“赋权”[19](15)[20](3)，让他们更有主动权[21](6)[22](20)。在治理权力运行上，参与式发展理论则强调，扶贫项目要以贫困者的愿望为基础，是“对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的挑战”[23]。在此理论脉络下，贫困问题与治理问题几乎被认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以至于世界银行于1989年言及非洲的贫困情况时，直接称之为“治理危机”[24](60)，强调要通过(国际)NGO推动参与式发展，克服危机。 简而言之，参与式发展理论在扶贫问题上，最基本的预设即是国家不可靠。政府过强或民主化程度过低、贫困人口公民权利过弱，既是贫困人口致贫的原因，也是妨碍其脱贫的原因。该理论及其预设背后，又有一套治理理论为基础。它强调社会治理的“非政治性”[25](31，277)“多中心化”[26](314)[27](358～359)，以及“弱化国家权力”[28](209～233)[29](337)“理性公民文化”的重要性[30](195～196)[31](286)。在国家观上，它以自由主义国家理论为底色，如强调“最弱意义的国家”[32](35)“自生自发秩序”[33](33)。在公民观上，它一方面强调个体居政治的首要地位，与强调公共责任优先的共和主义公民观针锋相对[34](13)，另一方面又强调以一种跨越国界的“公共性”，“在族群复杂的社会和全球化政治背景下……超越当代国家主义政治的困境”[35](17)。 众所周知，我国正是一个日益融入全球化的多民族国家，且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原因，贫困地区与民族地区多有重叠之处。那么，源于以上治理理论及其国家观、公民观的参与式理论在我国扶贫中的实践，以及与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互动而形成的扶贫格局，既有为改进扶贫机制而加以考察之现实需要，也有检视、反思以上理论的意义。在此，本文结合贵州S县及所在山区的扶贫实践材料①，对上述论题略作探讨。S县属老、少、边、穷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主导的扶贫项目从未中断。自90年代末起，不少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和NGO支持的参与式扶贫项目也得以在该县开展。S县涵盖了本文所要讨论的两类扶贫经验。 二、从管理式到服务式扶贫 就政府主导扶贫模式而言，遇到的首要问题便是扶贫资源配置。从S县的扶贫实践看，扶贫资源再分配及监督机制确有亟待完善的地方。这从如下几个方面的事例中可见一斑。 首先，“跑扶贫”现象使得扶贫成本较高，粗放型再分配体制尤须转型。在S县调研过程中，笔者频繁地听到县乡两级干部提及“跑扶贫”“跑项目”，意指前往省市两级争取扶贫项目。因扶贫再分配机制尚不太精细，基层是否积极争取，所能获得的扶贫项目支持往往相差很大。但如此一来，争取扶贫项目的成本便不可避免地增高。例如，水利局一位干部坦言，2010年该局为争取省水利厅一个5万元的扶贫项目，在市水利局初审项目材料时即花去4500元(15位专家每人300元评审费)，在省水利厅组织的评审环节又花去1万元(20位专家每人500元评审费)。此外，若再加上县乡各1位干部4天的差旅费近2000元，“跑项目”的成本已超过项目总经费的三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