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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扶贫资源配置与贫困群体客观需要之间，亟待提高对接精准度。2008年，S县梧镇申请到省交通部门的扶贫资金，为其所辖的几个村修建碎石公路。因当年申请到的资金有限，只完成约70％的工程量，最后3公里已修好的路基还不能通车。2009年，梧镇提出再申请30万扶贫资金，将该路彻底修通，却得知当年“政策精神”是提倡产业扶贫，不再鼓励搞基础建设。修路一事被搁置，时隔两年，最后3公里路基被雨水冲坏。与此同时，S县和梧镇政府都不愿错过获得扶贫资源的机会，于是申请了一个种植葡萄的项目。梧镇的贫困农民并无种植葡萄的意愿和技术，镇农技站也无指导农民种植葡萄的能力，结果约70％的葡萄苗在种植过程中坏死，另约有30％的挂果因口感不好，也无经济效益。 再次，部门利益使得扶贫资源分散化、低效化，制约着扶贫合力的形成。2012年，S县扶贫办有项目支持核桃种植，标准是每亩370元。同时，林业局有楠竹种植项目，每亩200元，发改局则有油茶种植项目，每亩200元。各部门分头制定项目计划，在部分区域出现了不同项目“争地”的现象。更有甚者，2010年出现了不同部门共争油茶种植项目的现象。林业局的项目每亩400元，发改局的500元，而扶贫办的则高达650元。村民“推断”，林业局贪污或挪用了1/3以上的扶贫资金。对于此类说法，林业局表示很“冤枉”，因为三个项目申请的补贴标准本来就不同。发改局和扶贫办不是业务部门，但经其牵头申请到的项目并不愿全盘交给林业局去管理。让林业局“委屈”的还在于，油茶种植需要专业技术，如幼苗消毒处理，发改局、扶贫办没有技术人员，在县领导的督促下，此类环节还得由林业局去实施。带着“委屈”，林业站的积极性及其服务质量难免打折扣。 又次，社区缺席扶贫既不利于终端监督，也不利于社会主动性的发挥。2011年，S县松镇梅村一个小型水利扶贫项目，按设计要求建一座蓄水池、架200米水管。项目由水利局发包给一位老板实施，从图纸设计到实施，村民均未参与。工程竣工后，该老板找到村长，让其在验收单上签字——凭此才能拿到项目余款。村长拒绝签字，理由是：其一，规划蓄水池30厘米厚，但实际只有15厘米，且渗漏严重；其二，水管本应是主干粗、分支细，但工程恰好相反，这意味着难以从蓄水池抽出水来；其三，对于这类简单工程，本村普通泥瓦匠即可做，且质量会更有保证。老板却振振有词，“钱又不是你们村里出的，管那么多干吗……别的村长怎么不像你这样”。社区缺席扶贫似非个别现象，因社区无力，靠村干部个人监督扶贫项目质量，不免势单力薄。 最后，个别干部涉及扶贫资源再分配时有腐败行为，监督体系有待完善。2002年，县林业局曾获得一个扶贫项目，连续4年支持贫困农户植树造林。农户从镇政府领取到的由市林业局通过县林业局发下来的树苗是杨树，但S县所在山区并不适宜种杨树。农户和镇干部都曾向县林业局反映过这个问题，却无结果，2005年项目完结时，农户所种杨树已损失约1/3。而据林业工作人员估计，即使成活的杨树，将来的成材率和经济效益也无法与杉树相提并论。2005～2006年，县林业局只好再申请扶贫资金，支持农户补种了约1/3的杉树。其实，自项目实施时起，不少基层干部和农户即猜测，市林业部门个别领导在此项目中可能有腐败行为，2010年其猜测被证实。 政府主导的扶贫绩效显然还有提升的空间，关键在于政府需从扶贫项目具体管理者、实施者的角色当中超脱出来，变为监督者、服务者，专注于抓扶贫质量。在这方面，S县山区一个养羊的扶贫项目即是典型案例。该项目的基本模式为“草地畜牧业发展中心+养殖基地+农户”。县政府将发改、林业、畜牧防疫等“条条”获得的扶贫资金整合为“块”，建设草场和养殖基地。农户负责修羊圈、放羊。政府提供以下支持：第一，草地中心发给由村组织申报养羊的农户羊只，3年后等额归还；第二，政府面向社会招聘专业养羊辅导员配备到村户，无偿提供技术服务，凭农户签字领工资；第三，若因草地中心和辅导员责任致羊死，须赔付农户80％款项，若因农户管理责任致羊死，农户向草地中心赔20％款项。自2007年实施以来，已有500余农户依靠该项目脱贫。由此视之，政府主导资源再分配的扶贫本身并非从根本上无法克服所谓的“政府失灵”现象。其关键在具体扶贫实践中，从实践思路到实施技术环节，政府亟待转变角色，从管理式走向服务式扶贫。若能实现这一转变，政府主导资源再分配的扶贫模式完全有能力完善机制，解决上文提及的五类问题，在现有扶贫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扶贫的精准度和资源的使用效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