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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祥军，男，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边疆民族宗教问题研究团队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生态人类学、牧区社会及影视人类学，E-mail:benjamin115@163.com。湖北 武汉 430073 内容提要：从对新疆阿勒泰哈萨克“游牧生态观与环境行为知识”的实地调查可以看到，经济发展理念改变了游牧民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环境行为，使草原牧区固有的人与自然关系发生变化，最终使草原陷入生态危机之中。在调查基础上归纳提出，任何发展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同质化过程，而是要结合本土的知识和生态体系，否则既不利于当地人的生存与发展，还会造成原有社会生态的失衡。 关 键 词：本土知识/发展/哈萨克/游牧生态观/环境行为/生态人类学/新疆阿勒泰地区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阿勒泰草原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研究”(11CMZ041)。 一、问题的提出 近30年来，面对牧区社会转型及草原生态的持续恶化，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本土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及其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多年研究新疆哈萨克牧区的崔延虎认为，游牧的自然观和环境态度对保护草原生态环境起着重要作用[1]。麻国庆以草原生态和蒙古族的民间环境知识为基础，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民间环境知识对草原生态保护发挥的积极作用[2]。上述研究也说明了游牧文化知识对于保护草原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英国卡罗琳·哈姆弗瑞(Caroline Humphrey)早就总结到，对游牧民来说，逐水草而居是对当地自然环境最成功和最适宜的可持续生计模式，这也是这些地区至今仍然存在游牧生计方式的合理性基础[3]。这一事实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为什么中国近30年来草原环境的退化速度还在持续？ 笔者认为，这与游牧民族积累的传统文化遭遇漠视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在当前发展成为一种主流趋势的背景下，本土知识逐渐被遗弃，甚至被视为发展的障碍。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本土知识被贴上“落后”的标签，这主要是因为“官员深受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的眼中四海为家的游牧民族特性，是与现代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必须放弃”[4]。为了发展牧区经济，只有改变游牧业这一“落后”的生计方式。实践中，“发展”在牧区主要以农业化、定居化、工业化等方式进行，从而达到逐渐改变“落后”的游牧生计方式的目的。在这些发展措施的刺激下，牧区经济在短期内的确取得了快速发展，但草原环境也陷入了危机。自2003年国家在牧区实施退牧还草及大规模的定居化工程，但十几年过去了，草原的整体环境并没有多大改善。对此，麻国庆认为：“在一个保护生态的旗帜下面，一个大规模定居化的‘新农村运动’，到底和当地人自身的参与意识，包括他们的文化之根，有什么样的联系”[5]。可见，在由政府主导的发展实践中，当地牧民以及他们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几乎都被排除在外。 由此，近年来学术界开始转向对农牧区社会“发展”的反思。麻国庆以牧区社会各利益主体对“何为发展”的话语进行分析，窥探牧区社会多元的发展观[5]。强舸以西藏经验得出的启示是，发展不能以打破一切传统为目的，而应当以人的生活为最核心的价值[6]。王建民从扶贫开发中少数民族主体性的重要性出发，指出：“不能简单地用技术性的提高作为改变传统生计方式的理由，而应该根据每一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具体状况，从本土观点来认识原有生计方式蕴含的智慧”[7]。但实践中，“发展”依靠一套强势带有“先进”论调的科学话语和技术作为支撑，本土知识在其面前不堪一击。因为“发展”运用一套强有力的思想观念引导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进而引发原有社会生态的变迁[8]。 受上述研究的启发，笔者基于哈萨克游牧知识体系，以其中最核心且变化最缓慢的“游牧生态观与环境行为知识”作为讨论的核心，重点分析其在遭遇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单一发展模式下，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否改变了哈萨克游牧民与草原生态的原有关系，以及又将对草原生态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 本文研究的区域处在准噶尔盆地东北部，阿尔泰山中段南麓的新疆阿勒泰富蕴县。多变的气候与多样性的地貌孕育了延续至今的游牧生计。县域内由北向南依次是山区、盆地、河谷、戈壁和沙漠。牧民放牧的直线距离南北长约400多公里，实际搬迁距离上千公里。富蕴县辖6乡3镇、73个行政村，主要居住着哈萨克、汉、回等民族，其中哈萨克族约占总人口的73％。从2006年至今，笔者对哈萨克社会的调查时间累积达两年多，先后深度访谈了近200户牧民及各个部门在岗和退休人员。除特殊注明外，文中材料均来自田野调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