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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行为的变化：草原陷入生态危机 游牧生态观是哈萨克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哲学态度，这种哲学态度已深深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生产劳动及宗教仪式等所有方面，所以它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快速变化。而游牧民的环境行为是建立在游牧生态观基础上的一种获取和对待牧草资源的行为方式[11]。 1.外力进入草原后的环境行为变化。狩猎一直是当地牧民的一个传统副业，也是对游牧业的一种补充。狩猎往往是贫困牧户为了生计而做出的一种不间断的临时性行为，他们依靠猎物从富裕的牧户那里换取粮食或牲畜。但狩猎毕竟是一项副业，它在游牧民的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非常有限。一旦贫困牧户有了足够的牲畜，他们会停止或减少打猎的次数。同时，哈萨克牧民有一套规约打猎的习惯法，如对猎物的种类、年龄、雌雄、打猎的季节等条件限制，其背后的生态观是为了保持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 狩猎行为方式的变化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打狼”运动。“狼”在哈萨克传统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动物。它不仅保佑人的灵魂，还可以消除牲畜的疫病，所以哈萨克谚语有“没有狼就没有健康的羊”。此外，哈萨克猎人是怀着一颗敬畏与感恩之心情去猎杀野生动物。在诸多的狩猎对象中，狼和熊是不能轻易猎杀的。但新中国成立后，在“重农轻牧”、“牧业落后论”观念以及“牧民不吃亏心粮”和“除害”等宣传口号下，牧区从上到下掀起“打狼”运动。1953年，政府文件中提到要“积极帮助牧民解决猎枪及其打狼工具的需要，定出打狼奖励办法，抓紧打狼时机，开展打狼工作，使打狼保畜成为牧区群众性的运动”[12]。县史志办也记载道：“冬牧场的狼和夏牧场的熊对牲畜伤害特别严重。针对这一严重情况，上级部门决定给每一个牧业队配一支枪并组织工作队深入牧区，对付狼和熊的危害。”[13]政府在宣传上视打狼为一种英雄行为。 在这种强大外力的作用下，狼在牧民心中原有的“神圣”性被“危害”性所代替，这自然会影响到牧民对狼以及其它野生动物态度的变化。从行为方式上，牧民从过去的被动防御转为主动出击。此外，外来人员(主要是内地垦荒的农民)对野生动物采取的行为也对当地哈萨克牧民有一定的影响。恰库图村的马苏提老人讲，哈萨克人一般是不吃狼、黄羊、野兔等野生动物，哈萨克人最喜欢吃的还是牛羊肉及马肉，除非没有畜肉的情况下，才会去打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打狼”行动对牧民的影响比较有限。“十年动乱”结束后，随着各项法律的制定与完善，牧区生产生活逐渐恢复正常。1982年，阿勒泰地区建立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其范围覆盖了富蕴县哈萨克牧民的冬季牧场。保护区成立后，牧民的猎枪上缴了，狩猎业基本宣告结束。牧民虽然停止了打猎，但外来偷猎者的猖獗行为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市场经济刺激下，很多野生动植物被不断地开发出来，赋予了“资本”的概念，且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其价值，所以草原上外来的“入侵者”也在增多。由于富蕴县面积辽阔，保护区受人员数量、交通、通讯等设备所限，很难实施全方位的监管。笔者了解到，现在盗猎的普通老百姓很少，真正盗猎的人来自那些拿着高级猎枪，开着豪华越野车的某些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或公司老总②。 牧民每年南来北往见证了很多外来者的非法行为。吐尔洪乡喀拉吉拉老人朱某讲，过去他在火烧山、五彩湾以及保护区内放牧时，经常能看见外来者的偷猎行为。这个区域处在准噶尔盆地南缘，与昌吉回族自治州接壤。216国道贯通后，也为偷猎者提供了方便。牧民经常会看见有人开着摘掉车牌的越野车。晚上，这些越野车会打开车灯追杀野生动物。有些偷猎者在梭梭林里埋伏了好多夹子猎杀野生动物。老人最后说： 我们哈萨克牧民什么武器也没有，相反我们还起着保护野生动物的作用。保护站成立之前，哈萨克牧民只是偶尔猎杀少量的鹅喉羚，吃他们的肉，用皮子作马鞍子。自保护站成立后，经他们的宣传后，牧民就停止打猎了。 除受到外来偷猎者行为的影响外，牧民的环境行为还受到外来人口的影响。近20年来，在牧民定居比较集中的地方，陆续有来自疆外汉人开的商店，除了销售一些日常用品外，还兼收野味。在乌伦古河库尔特乡的一个牧民定居点，店主收购野鸽子每只5毛钱，野兔每只1元，毛腿沙鸡每只5元。店主告诉买东西的哈萨克学生，让他们去抓这些野味。还有一些饭馆老板在乌伦古河用炸药捕鱼。一位哈萨克老太太伤心地说：“他们怎么那么狠心？我亲眼看到他们把捞回来的大鱼拿走，很多小鱼就扔在路边。” 虽然这些行为有悖于哈萨克传统的生态观与环境行为，但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难免会使一部分人的行为发生变化。尤其是当游牧不足以维持生计时，再加上市场的需求，有些牧民去做一些违背传统生态观的事情成为必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