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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源获取方式变化后的草原危机。草场是当地牧民主要的生存资源，牧民通过牲畜间接利用牧草资源。所以在这样一个干旱区，牧民采取何种方式利用周围的各种自然资源就显得非常重要。正如斯图尔德所言：“人通过文化认识资源，通过技术获取资源。”[14]笔者以牧民对资源获取方式的变化来洞察环境行为的细微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草原环境产生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前，牧民并不储备干草。那时草场充足，人口也少。氏族首领的冬营地远离沙漠，人畜都停留在河谷。其它季节，他们会把河谷中留作冬营地的区域严格保护起来。因此他们很少打草，即使要打草，也是要等到9月底各种牧草种子成熟落地后才开始割草。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人民公社时期。 公社化后，随着牲畜数量增加以及垦荒侵占了大量河谷草场，生产队为减少冬季牲畜因缺草而造成的损失，便在秋季组织牧工返回河谷地带打草。打草时间也还是基本延续传统习惯。草场承包后，河谷地带的人工草场及部分天然草场也分块划给了牧民。随着定居牧户人口的增加，河谷内越来越多的天然草场被逐渐划分，并被开垦为农田。草场的使用权私有后，原有的草原习惯法对牧民行为的约束已非常有限。牧民可以自由支配草场，不再遵循传统习惯，割草的时间逐渐发生了变化。有的牧民还把天然草场开垦后种植苜蓿或青贮玉米。老人们认为，按照哈萨克习俗是不能乱挖草地的。草地是有灵魂的，如果人们乱挖草地，惹怒了草地，人会造报应的。但现在，老人们一讲这些因果报应的话就会招来质疑。 此外，现代生产工具的大量使用，也使牧民对待牧草资源的行为发生了变化。自2000年以来，牧民家庭中摩托车和小型皮卡车的数量逐渐增加。这些现代运输工具被大量使用在转场、放牧过程中，因此在春秋牧场上可以发现很多纵横交错的摩托车及转场皮卡车碾压的痕迹。老人讲，这要是在过去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因为过去转场时，按照习惯法牧民只会走一条道路，目的是为了保护草场，不像现在草场上到处都是被车辆压出来的路。 现实中，游牧生态观与环境行为的变化实际上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有生计方式的改变、现代生产工具的使用、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家庭经济收入与农畜产品市场价格的不均衡、牧草资源的质量等因素。不管怎样，当地游牧业仍然受限于草场状况、气候变化以及管理制度等因素，其所承载的牲畜数量也有限，因此，牧民的经济收入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较大。牧民为了提高收入，除了饲养牲畜外，几乎没有其它可以从事的行业。由于受矿业、森林、耕地、旅游等产业开发的影响，牧民也开始把眼光转向其他行业，通过开垦耕地种植经济作物，从森林中直接获取燃料，或是挖宝石矿等来解决生计问题或增加经济收入。由此，牧民获取资源方式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其环境行为在这种趋势中已发生变化。起初，牧民为生计所迫，不得不作出有违于生态观的行为。一旦条件改善，可能会立即纠正原来不当的行为。但在代表“先进”思想的市场经济强力影响下，传统观念几乎不堪一击。正如约翰·博德利所言：“商业文化影响下，部落的信仰常常被瓦解，并被那些加速环境失衡的信仰所代替。”[15]作为草原主体的游牧民，即失去了保护环境的传统习俗或核心价值观，也失去抵御破坏环境的外来力量。也因此，牧区具有保护环境的传统习惯法和大家共同认可的行为规则在以上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下逐渐被消解。牧民对自然资源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对自然的敬畏之心逐渐减弱，草原陷入生态危机成为一种必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