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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谢伟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西藏大学政法学院。 内容提要：教育援藏有别于对口支援西藏制度体系下的其他部分，有自身独特的逻辑。谁援藏，在藏期间如何行为，是整个教育援藏的重心。本研究以高等教育援藏干部选派为分析对象，引入制度分析而非政策分析，关注制度过程中的组织因素，认为教育援藏首先是组织行为。以此基础对政策约束下的理性算计行为模式进行批评，提出援藏干部选派是组织权威、组织对援藏的意义构建、个人对援藏的理解和收益—成本计算互动的结果；在藏行为则发生在具体的组织情境和环境中，适当性行为取代个人理性算计。进一步，展现了高等教育援藏制度过程中的价值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冲突，突出制度绩效的长效模式而非短期逻辑。 关 键 词：教育援藏/制度过程/组织/价值逻辑/市场逻辑 标题注释：本文为西藏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对口援藏制度过程及创新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BZZ003），西藏大学珠峰学者人才发展支持计划(青年骨干教师)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引言 尽管教育援藏已经形成了庞大制度体系，但并未被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得到深入分析。既有文献主要将教育援藏视为政策，分析政策绩效；关注静态政策结果而非政策过程，关注政策本身而忽视复杂政策与制度集合。本研究转换思路，专注制度而非政策。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新制度主义逐步兴起，尽管内部存在诸多分歧，但基本形成了三个主流研究范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者基本接受一种宽泛的制度定义，认为制度界定并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①，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②这一概念包括正式规则之外的非正式约束、惯习、仪式、象征性符号等，更加注重资源动员特性。相对于政策范式在政策过程中关注行为主体选择以及作为结果的政策变通、政策扭曲和政策失真等，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塑造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行为模式。从而，制度约束下的行为涉及更广泛的原因，如意识形态、惯习、符号以及利益偏好的复杂互动。新制度主义尤其关注制度与行为关系中的组织因素，从而超越个人理性经济模型的简单化约而对行为提供了更加复杂的讨论。在政策研究难以提供政治生活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解释性原因时，制度分析提出“非正式约束嵌入”、制度积累、观念遗产和历史路径依赖等重要变量。科学主义与计量分析在政策范式中颇为流行，但难以对制度背景、规范、惯习和意义塑造对于行为的规范、引导和限制功能做出解释。单一或少量政策很难独立起作用并经常不成功，但长期大量相关政策的尝试本身具有制度效益，甚至制度本身成为符号和象征。在制度过程中，个人品性和政治角色的意愿可能不再那么重要，理性计算可能让位于复杂规则执行过程中被诠释的传统、规范，组织场域中对身份的认知和适当性的计算更加重要。政策分析难以看到复杂制度过程中系列规则所包含的矛盾、冲突和分歧。 自20世纪中叶中央审慎思考和平解放西藏之时，教育援藏就已经作为具有策略性和战略性的步骤得到实施。“藏民干部培训班”的设立初期主要服务“经营西藏”与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此后各类类似培训班基本逐步演变为西藏高校的前身。同时，陆续派遣大中专小学教师，培养西藏师资。师资支援的目标开始从西藏和平解放的任务转移到民主改革后的西藏地方行政管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上来。20世纪70年代后引入对口支援模式，20世纪90年代正式作为制度化和体系化的“全国对口支援西藏”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有逾半个世纪的历史，涉及领域方方面面，落实环节错综复杂，关系责任千丝万缕。③如今，教育援藏不仅作为国家政策得到贯彻，也成为受援民众对于国家的一种期待，成为中央和西藏关系的一条特殊纽带。在正式政策之外，教育援藏已经被日常生活化，援藏本身成为象征与符号，塑造着援助方、受援方和普通民众思考问题的方式。教育援藏的落实，不仅是国家政策在科层制体系下的实施，很大程度依赖于支援方在政治义务、政治忠诚与自我利益之间的非正式互动。正因如此，本研究将教育援藏视为制度而非政策。然而，教育援藏体系内部相当复杂，有高校对口支援、中小学对口支援和职业学校对口支援的差别；高等教育援藏也有着诸多具体形式，如援藏干部选派、对口支援师资培养、人才交流计划、研究生代培、课题联合申报，等等。因而，本研究仅以高等教育援藏干部选派和在藏后行为为对象，以管窥豹，探讨教育援藏制度与行为的关系模式。主题为：高等教育援藏教师如何选派?选派后如何履行组织或个人承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