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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场理性与价值逻辑的冲突 可见，制度与行为的关系并非奠基于个人理性假设之上的简约化模式，而是在复杂而纷繁的具体组织和情境下互动。一旦对制度与行为关系的组织因素进行考察，作为组织的制度背景的功能就清晰呈现了。援藏教师的支援方原单位所处的总体制度环境、在藏后岗位工作所处的制度背景，自然地展现了高等教育援藏过程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层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冲突。 中共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干部援藏政策明显趋于市场化导向，在高度强调政治忠诚、政治义务和责任的同时，干部援藏政策的地方性文本彰显了市场理性和利益特征。这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相应关联。市场经济只能产生于市场社会之中，将社会诸多领域囊括进入市场领域意味着社会机制屈从于市场法则(25)，教育援藏的实施并不例外。尽管援藏的整体政治属性和组织的政治忠诚一直被高度强调，但细节性援藏政策福利待遇的市场化倾向正是适应这一宏大社会转型背景。然而，一方面西藏社会整体制度背景并不能因市场机制渗入而彻底转轨，高等教育援藏仍以政治和行政体制实施；另一方面内地的高度市场化背景与援藏干部的市场思维是强大的。从而，援藏本身的政治行政色彩、支援主体的高度市场化观念、受援主体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并存于一个体系，内在冲突不可避免：科层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冲突；支援方组织的政治忠诚与个体援藏教师的理性计算；支援方认同的市场逻辑相对于受援方的行政主导和维稳责任；援藏干部主体习惯性的效率思维和利益计算与受援方组织的求稳心态；援藏目标的政治属性与实施过程的科层制特性。(26)这些内在矛盾在援藏制度落实过程中赋予了组织和个人角色，也一同赋予了其角色的内部冲突。这些冲突并非政策性产物，而是作为背景因素而存在，主要原因在于援藏实施过程同时发生在内地和西藏两个不同的场域，因而任何单一场域的援藏行为离开整体的背景因素无法得到充分的理解。这些冲突也是制度化的，但仅仅关注教育援藏内部政策体系难以察觉，使得关注教育援藏发生的时代和空间背景、制度过程中的科层体系、组织环境、受援方总体制度绩效和援藏主体个体的适当性利益计算显得相当必要。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制度化的冲突并非显而易见，而是作为制度背景和组织环境而存在，微观的行为分析难以探查，理性计算的结果常常得出制度低效的结论。这是诸多政策研究者所没有解释的。 市场理性和价值逻辑冲突的结果并非来自于教育援藏政策本身，而是来自内地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的制度背景和科层制的悖论。这一悖论并非是完全消极的，它一方面可能限制了单个援藏主体的行为绩效；另一方面保障了援藏干部选派的成功实施，又阻止了市场理性的过分扩张，这在市场不健全、行政权力集中的西藏社会有着重大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意义；再次，援藏的总体规模扩展伴随市场化导向所产生的诱导效益不可低估，如对新事物的积极认知、与内地日常联系扩展和频繁交往、教学和科研的观念革新。单个援藏主体和短期绩效观察可能并不令人打动，如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能力提升，但制度落实的长期结果却显而易见，教育援藏逐年累计的绩效可做历史见证。在市场理性和价值逻辑冲突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制度过程的观念遗产、行为模式印记。走过的路，再走就容易得多了。过去不完美的改革尝试再次实施，贯彻落实结果便更加完善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