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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来与本土：英雄祖先的族源记忆 在阿尼格冬口头传统中，某些信息明确指出了他作为嘉绒外来者的身份。如四土民间习称阿尼格冬为“蕃·阿米日果洞”，字面意思即为“吐蕃祖先日果洞”。藏戏《格东特青》中也有阿尼格冬的唱词自述：“我来自西方吐蕃……”[7]有论者从宗教学观点认为，这反映了雍仲苯教和原始苯教在吐蕃的斗争基本结束后转移至嘉绒地区继续斗争的历史背景，阿尼格冬正是受吐蕃王朝派遣前往嘉绒消灭当地原始苯教。[7]在浓厚的宗教色彩之下，这些信息仍然与历史以来存在的关于嘉绒族源来自吐蕃的传说形成了呼应。而近期相关学者关于嘉绒地区“大鹏鸟卵生”神话的分析和“碉楼”的历史溯源(13)，也都以民间口传的图像、实物等与吐蕃文献相印证，将部分嘉绒族源指向了来自西面的高原人群。 《嘉绒藏族的宗族源流》中有古代传说谓“著名扎氏族富有且福大”，“扎氏族获得三隘口，扎氏族由此武艺高”。这些歌谣意指扎氏族的驻扎地域在朵康地区四大峡谷中东部嘉绒河谷的三峡谷之地。[9](P.12～13)据说嘉绒各土司之姓都源于扎氏，而扎氏则源出于雪域藏地原初四大“贵胜族姓”之一的“色”氏。[10](P.724)历史上嘉绒十八土的多位土司也均称其先祖来自西藏琼部或自称为吐蕃戍边军将的后裔。 不过，上述分析仅揭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很难忽视阿尼格冬身上存在的多重身份迹象。首先，阿尼格冬图像系统中极为突出的农耕文化符号，并不完全吻合于“琼部”、“扎氏”、“色氏”族源所涉及的西面吐蕃人群的高原生计模式。其次，在长久以来嘉绒上层各土司世系关于“大鹏鸟琼部族源”的神话叙事(或攀附性叙事)的强大影响之下，阿尼格冬信仰仍然保持了自身相当独立的口传和仪式系统，维系了其“农人”而非“武士/将领/战神”的基本形象。此外，据调查组成员在丹巴、小金等地采录所得和其他文献资料辑录的多个口传版本的降魔故事，都在反复讲述阿尼格冬从“诞生(或收养成为山下村寨农妇之子)-离开(独居山上)-重返(于冬月十三从山上返回山下并完成降魔功绩)-离开(返回山上/前往极乐世界)-不断重返(每年冬月十三日从山上重返山下村寨，世世代代庇佑嘉绒家园)”的循环轨迹。山上-山下的二元对应，镜像了嘉绒地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区沟谷深切、山峰耸峙，农业聚落多位于河谷冲击台地的自然和人文生境。而离开-重返的神话原型主题，也隐喻了阿尼格冬与嘉绒本土农耕人群和社会难以割裂的根基性联系。此外，邓廷良、格勒等研究者则将阿尼格冬甲纳认为是“牛首人身之像”，与嘉绒民居屋顶、屋墙供祭及以白石镶嵌的牛头物像相联系，指出这代表嘉绒人群中保留了源自先秦“牦牛夷”、“牦牛羌”的族源印迹。[11] “阿尼”指涉英雄祖先的族源记忆。在藏边社会广泛存在着一种“阿尼”信仰现象群，如川甘交界地带白马藏人的“阿尼措”、“阿尼格萨”信仰，肃南祁丰东纳藏人的“阿尼坌”山神信仰以及青海循化道帏藏人的“阿尼达杰”山神信仰等，(14)均表达了藏边族群身处文化交融地带追忆族源、凝聚认同的紧张与动力。相对于那些来自西面高原的吐蕃人群关于他们东征伟业的历史记忆，嘉绒人群其他族源的存在也并非无迹可寻。在嘉绒吐蕃化的渐进过程中，阿尼格冬信仰一方面作为地方“小传统”迎合了嘉绒作为“边”的想象和表述，一方面亦为底层地方叙事保留了重要的口传、仪式与符号空间，二者是一个互为表里的过程。 在嘉绒土司世系“大鹏鸟卵生”神话之外，阿尼格冬信仰为本土族源叙事添补了另一种潜在且持续的回响，将嘉绒地方历史的讨论再次导向了多元、动态与差异。因而进一步的思考在于如何从图像重返地方历史，理解阿尼格冬信仰何以将多元叙事融入一个框架之中的实践逻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