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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巳奈夫教授自从评上教授以后，也组织了好几个研究班。他的第一个研究班叫做“汉代的文物”研究班，这个研究班以汉代画像石为主要资料，讨论了汉代的社会和文化特征。他编的《汉代的文物》是这个研究班的研究成果。这部书把文献中所见的词汇和汉代画像中出现的东西相对照。对这些词汇和物品作解释，在当时可以说是汉代名物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此后，林教授组织了“战国时代文物的研究”等好几个研究班，他在退休之前组织的最后一个研究班是“古史新证”，这个名字取自王国维的一部著作。 林教授组织的研究班，除了各个班员根据自己负责的研究题目作报告以外，还共同研读文献等各种资料。例如“汉代的文物”研究班，除了讨论沂南等各地画像石的内容以外，也用王先谦疏证补本研读刘熙的《释名》，此外还一起研读了当时新公开的“睡虎地秦简”。林教授的研究班不仅讨论新发现的考古遗物，还关注文献和古文字资料。例如以先秦文物研究为主题的几个研究班里，我们一直研读《周礼郑注》。林教授的研究班关注的范围不限于考古方面，而以整个文化史为对象。因此，参加研究班的人员里，考古学者倒不是很多，而有不少历史学者、科技史的专家、文献学者、语言学者等，可以说是人才济济。 其实，林教授在评上教授以前组织过一个叫“金文辨伪”的非公开研究班。当时有一些学者对青铜器铭文的可靠性提出了怀疑，有人认为毛公鼎的铭文是伪造的，也有人认为散氏盘铭文的书体很可疑，甚至有人说大盂鼎的铭文也有可疑之处。这种意见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林教授的这个研究班的主要目的是考虑如何对待这种怀疑论。 这个研究班里有贝塚茂树、伊藤道治、松丸道雄等历史学者。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究竟有多少青铜器铭文可以作为历史资料来利用。我们把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作为材料，对《大系》所收的所有青铜器一一判断真伪。青铜器本身和铭文都没有问题的，我们标A，器本身和铭文都可疑的，标E，在这两者中间设定了几个等级。判断真伪的主要标准是每个字的写法。如果同一篇铭文里的同一个字的字体不同，或用不同的写法写，我们判断这个铭文是可疑的。 “金文辨伪”研究班继续了三四年，产生了各种研究成果。例如，在同一件青铜器的器上和盖上都有铭文的情况，盖铭和器铭的字的写法常常不同。因此我们知道，同一件青铜器上的两篇铭文可能是分别由不同的人写的。这个问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铭文的文字是铸造青铜器的工人写的，还是订货的贵族们(或者他们属下的书手)写的？虽说有这些发现，但关于辨伪问题 本身，我们没能提出明确的结论。我们感觉到，用拓本作金文研究有一定的局限。另外，中国陆续发现很多青铜器，我们能够知道它们的详细出土情况。因此，我们即使不使用经过古董商人之手出现的、有疑问的金文资料，也可以研究商周时代的历史。 以上所讲的是林教授组织的、以先秦秦汉时期文物为主题的共同研究班的情况。与此同时，他自己的研究也获得了不少成果。林教授的个人研究有很多方面。其中，成果结集成大部著作的研究有两个，即中国古代玉器研究和商周青铜器的编年研究。 日本的考古学者里，研究中国古代玉器者很少。或许可以说，玉器的专家只有林教授一个人。林教授从很早就开始关注良渚文化的玉器。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最晚期)，他嘱咐我在南京打听北阴阳营遗址的发掘情况。后来，良渚文化的丰富内容渐渐地被公开，我才知道良渚文化的重要性，佩服林教授的先见之明。 林教授的中国青铜器研究成果汇集在这次被翻译成中文的《殷周青铜器综览》中。我还记得林教授当年研究青铜器编年时的情形。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考古学共同研究室中间有一张很大的桌子，林教授把很多贴了青铜器照片的纸质卡片排列在那张桌子上，不断地改变它们的排列。那时候的纸质卡片排列的结论，就成为了《殷周青铜器综览》的核心部分。他重视青铜器的“侧视形”，主要根据青铜器侧面呈现的曲线的变化确定青铜器的编年，尤其是西周早期到中期部分的编年，我觉得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我当时看完《殷周青铜器综览》后，告诉过一位考古学者我的读后感。我说：商代末年和西周初年很难分清楚，关于这个微妙时期的青铜器，《综览》把有些青铜器归在商末，却把很相似的一些青铜器归在西周，我不太明白这两者的区别。这位考古学者回答说：林教授喜欢的青铜器往往被认为是商代的，他不喜欢的青铜器大多被认为是西周时期的。我无法判断这位考古学者说得对不对，但与西周青铜器相比，林教授更喜欢商代青铜器，是事实。他认为商代青铜器是“天真”的，但到了周代，在青铜器的器形上能看到人的作为，因此稀薄了“天真”气息。 江村治树(龙谷大学文学部教授)：首先要介绍一下我和林巳奈夫先生的关系。我在1975年被任用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研)东方部东洋考古学的助手，到1981年为止，担任林先生的助手。人文研答应让我做助手，条件是要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我本来在名古屋大学文学研究科读博士课程，专业是东洋史学。我的硕士论文利用《史记》《汉书》等文献史料研究官僚制度。本科在神户大学文学部学习东洋史，当时的导师是伊藤道治先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人文研要我研究甲骨金文。 人文研的助手是纯粹的研究助手。共同研究班是人文研的一个特色，助手要帮助联系各个班员。除此以外并不需要为林先生的个人研究做任何事情，只要做自己的研究，写自己的论文就行。因为我对考古学并不熟悉，所以关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我的知识都是林先生亲自教的。林先生对我的教育也费了不少心思，每次去日本国内的博物馆、美术馆调查青铜器、古玉器、封泥等，都带我去，让我学习测量文物、制作拓本、做记录等的方法。拓片工具的制作也是林先生亲自教我的。我有机会参加以文学部的樋口隆康先生为队长的阿富汗发掘调查也是托林先生的福。那次发掘是我唯一的发掘经验。不止如此，因为我每天和林先生见面，我从林先生平时的研究态度间接学习他的研究方法。林先生虽说是我的上司，但实际上是我考古学的老师。林先生把作为助手的我当作学者对待，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一点也没有老师的架子。他对其他作为助手的年轻学者都一样，因此很受爱戴。 我在人文研当助手的时候，林先生正好为了《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吉川弘文馆，1984)的撰写，进行青铜器的整理和分析。当时我经常目睹林先生工作的情形，今天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林先生的研究方法。 《殷周青铜器综览》是商周青铜器考古学研究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如此全面的考古学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在林先生之前连中国学者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应该没有人提出异议。 我认为，这部书最大的特色是对商周青铜器进行了全面的编年。林先生在本书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讨论这个问题，其中最有用的是收录许多青铜器的器影和铭文拓本的图版册。依我看，因为有了这个图版册，商周青铜器的客观的编年才得到确立。林先生的编年方法，如第三节(中文版第206页)所说，是暂时不考虑纹饰和铭文，只根据器形(尤其是侧视形)的演变判断每种器物的先后顺序。通过器物的类型学方法确定器物的相对年代，这个方法在日本学界是在二战前的弥生式土器的编年研究中确立的。这个编年方法很客观，但只能确定相对年代。因此林先生还参考可以知道确切年代的铭文以确定器物的绝对年代。这种方法林先生早在《殷周时代的武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2年)的附论(二)中采用过，林先生在那篇文章中设定了标准器，这个方法和地质学的标准化石的思路有共同之处。 我认为，林先生能够完成商周青铜器的全面编年，除了林先生熟知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以外，还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人文研的研究环境。如本书《后记》所说，人文研有东洋考古学部门的三代学者(即梅原末治、水野清一、林先生)通过实地调查积累的中国考古遗物的资料卡片(即本书中经常提到的“京大人文研考古资料”)。此外，当时人文研的研究经费比现在充裕，而且研究人员可以专心做自己的研究。根据我的记忆，林先生要讲的课只有一门京大大学院、学部共同设置的考古学课。而且林先生在人文研任职期间几乎没有写普及性著作(虽然退休后写了一些)。林先生利用充裕的科研经费制作了大量青铜器资料卡片(江村卡片的格式与此相同，参看图一)。林先生的个人办公室摆放着好多文件柜，每个柜子有四层，里面放着那些资料卡片。 图一青铜器资料卡片(江村治树制作) 每张资料卡片上贴着青铜器和铭文的照片，这些照片是有业务往来的照相馆拍摄的(有时复印书中的照片，有时去美术馆拍摄)。此外，人文研从二战前开始收藏大量的甲骨金文的著录书，至今仍然是日本最大的收藏机构(参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史部第十五·金石类)。人文研除个人的办公室外还有共同研究室。东洋考古学的研究室在研究所的东北角，研究室的一个角落用书架隔开，提供给助手。共同研究班在这个研究室举行研究会，中间有一张很大的桌子(参看示意图，图二)。桌子北面的书架里摆放着甲骨金文的著录书，南面的书架里摆放着考古报告和杂志，这些书是从人文研的书库借出来的，大家随时可以看。没有研究会的时候，林先生经常来共同研究室，在那张大桌子上排列照片资料卡片，考虑青铜器的编年。偶尔有什么有意思的发现，把我从研究室的那个角落叫过来，给我说明。有一次林先生喊了一声：“江村，你过来一下。”我去看了，林先生笑着跟我说，西周青铜器的器形演变和女性的体型变化是一样的。西周早期青铜器的器腹都像年轻女性的屁股一样，很圆，紧实；器腹的形状随着时代的推移往下垂。下午5点下班以后，林先生和我经常在研究室里一起喝酒。林先生喜欢闲聊，是个心直口快的人。现在资料卡片的整理一般用Microsoft的“FileMaker”等软件建立卡片数据库，但资料整理的原理是一样的。 图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林巳奈夫先生办公室与东洋考古学共同研究室 第二个条件是非常彻底的资料搜集。林先生全面彻底地复制考古报告和杂志中的青铜器资料，把它们卡片化，作为研究资料。我听说过有些日本考古专业的学者嘲笑这个方法，说这是根据照片的考古学，不是真正的考古学。这句话的意思是，不在考古工地从事发掘工作的考古学不是考古学。当时日本人在中国参加考古发掘是不可能的，而且亲眼调查出土青铜器原物的机会也很有限，林先生采用这个方法实在是出于无奈。但这种嘲笑完全是没有道理的。林先生在日本参加过长崎县壹岐市原之辻遗址的发掘，参加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学术调查队进行发掘的经验也很丰富。不止如此，虽然没能在中国大陆做到，但日本国内收藏的青铜器的调查，林先生进行得非常彻底。此外，对美国，对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等国，对中国台湾的青铜器调查也进行得非常彻底。在欧美，只要给博物馆或美术馆的研究人员写一封信，他们就接待我们，连库藏的器物也可以自由地调查，拍照也经常被允许(大英博物馆不能进入仓库，我们申请的库藏器物可以在阅览室观摩)。我从林先生那儿得知了这件事，也去英国、德国、瑞典进行了青铜器和货币的调查。我们不应该忘记，林先生的商周青铜器编年是在那些实物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 曹锦炎(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知道林巳奈夫教授的大名，还是在我读研究生期间，当时吉林大学的古文字学科放在考古专业，因此我读到了林巳奈夫教授的《殷周时代的武器》一书，很佩服他的学问。很荣幸，后来我和林巳奈夫教授有过两次交往。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林巳奈夫教授专程来杭州，访问浙江省博物馆。他此行的目的是观摩、研究良渚玉器，由我负责接待。简单寒喧以后，我们就直奔展厅。当时著名的瑶山祭坛遗址、反山大墓尚未发掘，放在历史文物展厅中陈列的良渚玉器数量不多，但是林巳奈夫教授仍然停留了约2小时，他观察展品极其认真，对某些局部细节(包括纹饰)反复观察，一边详细作笔记，一边时不时和我交流，可惜他的中文不太好，而我的日语也不行，所以更多的时间花在笔谈上。临走时他送我几篇抽印本文章，我记忆尤深的是，其中有一篇研究良渚玉器纹饰的，他提出这种纹饰与“云气纹”有关，也见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棺上。另一次和林巳奈夫教授见面，是1992年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吴越地区青铜器展览”及研讨会期间，但交流不多。虽然我和林巳奈夫教授只有两面之缘，但他做学问的深入、细致，研究视野的广阔，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张光裕(香港恒生管理学院中文系教授)：林巳奈夫先生的《殷周青铜器综览》问世多年。这套皇皇巨著可以称得上是“体大思精”。《考古》1986年3期曾刊登过精彩的评介。 林先生早年对我这个晚辈的爱护和提携，一辈子难以忘怀。林巳奈夫先生跟巴纳(Noel Barnard)先生是好朋友。1971年11月，我到澳大利亚，跟随巴纳先生从事研究。巴纳先生曾在1972至1974年间安排我数度访问日本，搜集青铜器资料，并请林先生特地照顾我。当年林先生非常体谅我这位经济能力欠佳的年轻学者，在访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期间，特地安排我住在京大附近的了莲寺；那里又便宜，又安静，往返研究所亦方便。其后，林先生又邀请我到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读书会作报告，并请了名重一时的敦煌学专家藤枝晃先生替我翻译。我谈的就是与我博士论文相关的辨伪问题；当时年少气盛，不知天高地厚，讨论期间竟毫不客气地跟林先生的老师贝塚茂树先生争辩。 读书会中，我记得有永田英正先生；小南一郎先生好像也是同时期认识的。林、藤两位先生于读书会后，领着我去居酒屋站着喝酒、吃烤肉，这是我第一次领略传统日式的立食风味。在某次访问京大结束前，林先生把历次读书会的记录装订成册送给我，其中还有他亲自编辑的《金文著录目》复印本。我现在还好好保存着。至于林先生编的《三代吉金文存器影参照目录》(1966年)，则是当年学习金文最有用的工具书；里面查对和记录了拓本与某器照片的出处，是他“殷周金文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应与日后《殷周青铜器综览》的编辑有一定渊源。 我多次访问日本都有赖林先生引荐，才得以摩挲不少公私家收藏的青铜器；东京的藏器，则大多是松丸道雄先生带领着目验的。没有两位先生的帮助，在我的青铜器研究路上，肯定会缺失了日本收藏这一环。 1978至1979年，我踏上了欧、美访查中国青铜器之旅，途中多次发现林先生走在我前面的足迹。回想当年在林先生的办公室和共同研究室，我有幸看过林先生把数以百计的青铜器照片，铺满在大长桌和地上的洋洋大观场面；原来那就是《殷周青铜器综览》成书前的倩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