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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林巳奈夫先生是日本研究中国商周秦汉考古与青铜器的著名专家，其《殷周青铜器综览》是研究商周青铜器的皇皇巨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北宋真宗以后，金石学勃然兴起，青铜器及其铭文研究，为其主要内容。宋人对青铜器或描绘器形，或摹写铭文，或考释文字，或据经典定器之名称、纹饰。宋人研究，虽有开创之功，但重铭文，轻器形，较为粗疏。清人崇尚“通经致用”，其青铜器研究每多创见，如对器之定名，时或纠正宋人误说。但总体上看，清人研究仍未脱宋人藩篱。近现代，随着科学考古学的引入，青铜器研究逐渐摆脱了金石学的束缚，走上了全新的道路。李济运用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对殷墟出土青铜器分型分式。郭宝钧注意青铜器的组合、发展演化及其铸造工艺。郭沫若分商周青铜器为四期，探讨各期器物形制、铭文、纹饰的特点，又对东周青铜器分国，开地域研究之先河。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对青铜器的起源、发现、类别、时代、铭文、花纹、铸造、辨伪、收藏等做了全方位的考察，是建国前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高峰。陈梦家《中国铜器概述》《西周铜器断代》也是青铜器综合研究的典范之作。此后，因“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干扰，中国大陆的青铜器研究一度相对沉寂。 《综览》第一卷出版于1984年，而其写作则在此前十余年间。在此期间，林先生长期关注安阳殷墟、洛阳、三门峡、长沙马王堆、陕西岐山、扶风等地的考古新发现，并据以讨论商周青铜器的年代及其铭文。《综览》收青铜容器、乐器4600余件，图版清晰，说明仔细，远超容氏《通论》收器991件的规模，是当时资料最为丰富的商周青铜器研究专著。此书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青铜器各类各型之形制的时代演变》对马衡、容庚、郭沫若、陈梦家、高本汉、凯恩、唐兰、水野清一、白川静等中外学者的青铜器断代标准有所批评，认为他们过于重视铭文，而轻视器形。林先生以表格的形式列举各类有代表性的青铜器，为之分型分式，以确定其时代。作者分商代至春秋早期的鼎为17型，分析各型特点，极为深入。 此书第一编第三章《青铜器种类的命名》分青铜器为食器、酒器、盥洗器、乐器、杂器等五类，酒器又分温酒器、煮鬱器、盛酒(水、羹等)器、饮酒器、挹注器、盛尊器等六小类，比之容、陈二氏分类，更为科学、合理。作者将每种器注明自名命名、依据自名以外的确切的根据命名、缺乏命名根据但承袭传统的称呼、采用名称以外的自名，至为清楚。鼎自名为鼎或贞，贞字容氏或释鼒，说鼒是敛 口的鼎，林先生以容释为误。对“膳鼎”、“行鼎”、“会鼎”、“飤鼎”、“鐈鼎”、“釶鼎”、“盂鼎”、“飤鼎于”、“脰鼎”、“石沱”、“石鼎鼎它”、“飤緐”、“鼎升”、“鬲鼎”、“方鼎”的特征、用途、时代都结合文献、出土地加以剖析，对研究者深有启迪。 青铜器的主要用途是供王或诸侯、卿、大夫、士祭祀及接待宾客，此书第一编第四章《殷、西周时代礼器的类别与用法》对此有中肯的论述。作者结合《周礼》《仪礼》《诗经》《左传》等传世文献与金文器用文例、青铜器器形，分析其在祭礼中的用途，令人信服。作者论证时每每使用最新的出土资料，且经过深入的思考，绝不盲从前人之说。如作者引河北元氏县出土叔父卣铭文“余女(汝)兹小鬱彝”，说明卣是盛放鬱鬯的；并申述陈梦家的说法，盛鬱鬯的器为了防止香味消失，其盖子一定要密封器口，卣上有提梁，拿掉器盖不易。这些都很有见地。《周礼·鬱人》注引郑司农说云：“鬱，草名，十叶为贯，百二十贯为筑，以煮之鐎中，停于祭前。”鬱究竟是一种什么植物，作者引张光直的看法，并托台湾朋友去买或说是其别名的“姜黄叶”，亲自依古法实验，以决定其说是否可信，这种凡事追问到底的精神在中国人的著作中并不多见。 青铜器上的纹饰及其演变，是青铜器饶有趣味的研究课题。此书第二卷《殷周时代青铜器纹饰之研究》对此有全面、详细的讨论，而在第一卷第二编则专设一章，归纳青铜器上花纹、附加装饰的形制、表现技法的时代特征，以及各个时代使用的纹饰种类及其演衰。作者分饕餮纹为十种，分析其地纹、平凸、带状、轮廓线、透雕等特征，指出其属商或西周某期，因为前提是依据器形的分期，故其说绝对可信。作者将涡纹地高凸附带细羽涡纹分散饕餮划归商代晚期Ⅱ、Ⅲ，说其角、目、眉毛不相连，“好比福笑的‘おかめ(okame)’”，别具只眼。 从1984年到现在，又过去了30多年。此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仍然存在着很多不足，如家底不清，各类器之定名及之间的关系，器物、纹饰之间的互动、金文字体、辞例对断代的作用，尚有许多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有待后继者深入研究，再做努力。 朱凤瀚(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我最初看到这部书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还在南开，书存图书馆，不能借出，为了便于细读，只好复印了这部书的大部分。当时正在为开设青铜器的课程写讲义，后来的《古代中国青铜器》《中国青铜器综论》即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完成的。这部书对我来讲，有莫大的参考价值，虽然已过去30余年，这些价值仍是存在的。仅将自己在学习与使用这部书时所感受到的这部书的主要学术贡献，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第一次以国际视野，最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青铜器发现、蒐集与研究史。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了解这门学科的学术史都是最基础、也是最为关键的工作。这部书所记述的日本、欧美蒐集、研究中国青铜器的信息，有很多是林巳奈夫先生亲自调查、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日本的情况自然尤为精准。 第二，在青铜器分类、定名上，博引传世与出土的文献资料，讨论器物名称(特别是自名)与形制、用途的关系，在深度与详尽程度上，均超过以往同类著作。不仅对以往学界提出的看法，择善而从，且多有新见，其中如“鬲鼎”的名称，将三足盉形器称为鐎，将有提梁的壶形器(虽有自铭为“壶”者，但用途近同时名称亦会有混同)收入卣等等，均甚妥当。而如将折板状把手的酒器称作“瓒”，将过去称为“盒”的器物叫作“盛”等等，则为其新见。书中特设“杂器”类，收入“炉”、“箕”，也很有见地，这类烧炭火的器物在考古发掘中多有出土，中国学者著作中迄今少有专论，应从林书补充。 第三，专用一章(第四章)讨论“殷、西周时代礼器的类别与用法”，则更充分展现了林巳奈夫先生深厚的文献素养，综合器物分类与礼书记载，探索器物在祭祀、宾客等使用场合的用法，将礼器分为“宗器”、“乐器”，宗器下又进一步分为“酒彝”、“彝”，此二者又分别归作“旅器”、“奠器”。迄今在同类著作中，也少见如本书这样，对礼器的具体功用铺开作深入讨论的。这部分论述既见物，又见人，进入到青铜器研究的高层境界，多有发人深省之见解。同时由此亦可见林氏思维之缜密，充分体现了日本学者的治学特点。 第四，从“同时作铭”角度，归并器组，这种方法极有助于了解同一时期，相同作器者(个人、家族)所制青铜器的共性与特征，实为标准器法的应用与发展。现在，新发现的此类资料已远较林巳奈夫先生那时丰富，沿着这个思路，这项工作应该还可以更系统地做下去。 第五，这部书的下册图版部分，列举了4600余器的图像，其中有众多海外藏器，依器类编排，对时代、型、尺寸、出土地作摘要说明，极便于读者对照阅读。在当时(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学者尚难以看到如此丰富的青铜器图像资料，对我来说，更感到十分震撼。 第六，本书末章，辨析铭文时代变化的标准，在所作分期断代的基础上，运用了详细的数字统计方法，故所得出的看法也多有他人未及者。 除以上几方面外，这部书在论述器形的时代变迁时，总体上采用了器型学的分类、排序方法，也体现了林巳奈夫先生从事过考古工作的学术背景。当然，在作型式分类时所选择的形制标准上，从今日考古器型学研究的角度看，其中还是有可以商榷之处的。 我每读到林巳奈夫先生的这部书，还有读他其他论著时，常会联想到另一位著名的日本学者岛邦男与他的《殷墟卜辞综类》，两位先生皆为日本最勤奋而又最杰出的人文学者，虽都已仙逝，但他们将永远鲜活在他们的不朽著作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