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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巳奈夫先生对学术史的钻研、尊重和学术批评精神 董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从前在林巳奈夫先生这部书没有中译本的时候，中国学者大多是利用《综览》的图版，来做些器形纹饰的比较研究，实际并不知道图版的编排逻辑如何，对《综览》真正的成就了解很少。这次看了《综览(第一卷)》的中译本，颇感觉今是而昨非。打个比方来说，从1984年日文版出版，到2017年中译本出版，这33年间，虽然有不少中国学者《综览》在手，却有似“买椟还珠”。今天这个译本“信、达、雅”三者兼备，第一次读到这部旧著的观点，若刀刃“新发于硎”，并没有过时的感觉。 我读《综览》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多处都能感到林巳奈夫先生对学术史的钻研、尊重和学术批评的精神。《综览》对学术史的概说，在第一编第二章“发现、搜集、研究史”，分作中国、日本、欧美三个部分。分专题的学术史，也见于各章、节之前。在《综览》中，不仅有学术史编年，更重要的是，在每一项论著之后，都紧跟着林先生详略不等的评论，贯穿了整个学术史。评论既不吝于肯定和赞美，也有相当多毫不留情的批评。 对于郭沫若的《大系》，他指出，“就影响力而言，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值得大书特书”。然后用了一页篇幅介绍《大系》的成绩与方法，最后说“此书对学界的贡献不可限量”。 讲到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编不一定要通读，但若要看关于自己所关心问题的以往研究状况、必须知道的事情，非常有用，可以信赖。” 讲到陈梦家对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陈氏是演示了青铜器研究应该做而过去没人做的新研究方法”。又指出，这与陈梦家系统整理铭文，二者“是互为表里的”。松丸道雄先生也指出了陈梦家研究具有系统性的特点。 李济先生最终将陶器和铜器类型学总结为一套用数字和字母表示的编号，林巳奈夫指出“像李先生那样根据抽象的标准对古代器物作分类，对要把陶器、青铜器作为历史资料的人而言，不得不说毫无意义”。据我所知，这种想法和实践似乎不止李济先生一个人，还有一些。 他对于日本学者的批评，无论是前辈、老师，措辞都严厉得很。常会令中国学者看得暗暗吃惊。 例如他引用容庚的话，批评京都大学考古教研室的开创者滨田耕作的水平低下，他又说了以下一段话：“滨田先生由于怀疑甚至不相信铭文，无法提出器物年代判定的任何根据。我们不得不认为，他不相信铭文完全是因为他的不用功。铭文也好，器物本身也好，赝品多的是。只要是学者，就靠自己的能力排除赝品而已。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但是接下来，林巳奈夫也认真分析了滨田断代方法，提出他断代水平受限的原因，在于客观上不知铜器的出土情况、器形纹饰有延续性，在主观上滨田不信铭文，也不看中国学者的著作。在这些不足之处，才造成后来进步的起点。我觉得，这才是尊重学术史，也符合学术史逻辑的写法。 他捎带对他的老师梅原末治先生不重视铭文也提出批评：“不幸的是，上述滨田先生对金文不用功和不努力去理解的毛病，被他的学生忠实地继承。”他批评梅原的器物分类混乱，最终的评价是：“总的来说，梅原先生擅长的不是研究，而是搜集资料。” 对于前辈学者水野清一的研究，林巳奈夫说：“水野先生对青铜器的文章停留在陈梦家的阶段，没有开拓什么新的境地。但和连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的意义也不能理解的他的师兄(指梅原末治)相比，可以算是很大的进步吧。”乍一看来，这个评价已经很不错了。但在后文详细评介水野清一的论文《殷周青铜器编年的各种问题》，又批评得非常猛烈，例如说他轻信传出安阳的器物都属于商代，对铜器的“观察相当粗疏”，“判断错误的地方很多。这种话只不过是看着青铜器图录作的自言自语罢了”。 对于樋口隆康的研究方法，他说“樋口先生是率先利用这种(科学发掘)资料的考古学者，可以说他的青铜器编年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唯一评价较高的。但在后文也指出了樋口隆康《西周铜器的研究》一文“没有从正面讨论西周青铜器的上限是怎样的器这个问题”。 在批评了上述研究方法之后，林巳奈夫先生讲述自己研究纹饰方面曾经的设想，即结合铭文和图像、传世文献三者，以及如何从纹饰的研究转向铜器编年研究的历程。最终就是强调科学考古信息的重要性、综合研究的重要性。这种学术史梳理，实际是讲方法论的演进过程，也为他自己的研究在学术史上做出一个准确的定位。 谈到早期欧洲人的中国青铜器研究，林巳奈夫谈到叶慈(Yetts)与喜龙仁(O.Siren)的不同，说喜龙仁的《中国早期艺术》(1929)“此书总让人觉得有点不放心”。而叶慈的《中国青铜器与中国艺术》（1925）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人研究的介绍上，铭文一章从《说文》谈起，谈到铭文内容的形式分类”。最后的评价是：“这么周到的书，想必在当时起了很好的启蒙作用吧。” 美国的部分，林巳奈夫先生说：“在美国，富田幸次郎担任东亚部副部长的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也搜集古铜器。”据考，富田幸次郎自1911至1931年担任东亚部副部长、1931至1963年任部长。他的职位，是因为他的前任冈仓天心的介绍。冈仓天心先是担任波士顿美术馆的顾问，1911至1913年任东亚部部长，在任期内为波士顿美术馆购买了几十件中国青铜器。由于他的努力，还促成了在日本名古屋也有一座波士顿美术馆。在那个时代，美国尚无人理会中国青铜器。因此可以说，冈仓天心最早介绍中国青铜器给美国，为美国人作了中国青铜器的启蒙。这段历史，在我所寓目的中国青铜器学术史中，似乎罕有提及，因此值得补述。 林巳奈夫评价高本汉的研究方法：“他采用的断代标准，和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吴其昌《金文疑年表》一样，是铭文。众所周知，高本汉是中国语言学家，阅读中国人的著作毫无困难，因此马上就用上了新颖的方法。（原注146：这就是与滨田、梅原等我们的老前辈不同之处）就是说，从铭文里得到断代的根据，进而找出殷、西周等各期有特色的器形和纹饰因素。” 对于高本汉的成就，林巳奈夫评价说：“如此具有系统性的研究，不用说当时，至今也没有第二个。高本汉在这方面的研究，对欧美学者作出的贡献极大。”这可以说是不吝笔墨的赞美了。 然后，林巳奈夫就开始批评高本汉的缺点了。“高本汉的思考逻辑性极高，而且缜密、周到，但可惜的是，他的缜密思考有时出现很大的漏洞。”举例为，高本汉一方面批评别人以族氏铭文和天干祖先名的有、无来区别殷、商器物的做法错误，另一方面，高本汉自己又认为“亚”字形、“析子孙”、“举形”乃商器所独有。又举例，高本汉将商周铜器纹饰分为A、B、C三类的预设前提有误，“也是高氏酷爱逻辑的性格带来副作用的一个例子”。 关于纹饰的研究，林巳奈夫连续批评了好几位西方学者的研究。林巳奈夫指出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两类（讨论纹饰的意义和不讨论纹饰的意义）。关于纹饰意义的比较性讨论，他对于亨采（Hentze）的研究，说“比较对象所属的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不明”；对于瓦特培里（Waterbury），则说她“囫囵吞枣地相信古籍的记载”、“方法太过天真”；若以世界民俗中神灵与商周动物纹相比较，“在采用这种方法之前，应该首先学习汉语，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本身的资料”（在214页又肯定她提出的“侧视形”观察法）。 他介绍了罗越（Max Loehr）的商代青铜器五型式说，及其后学的两三种论著，尤其是介绍弗吉尼亚·凯恩女士的两种研究时，说她第一种研究的前提是“金文与甲骨文字体平行演变”，“但谁都明白这个前提根本无法证明”。对于凯恩第二种研究“按照罗越先生的五种型式对安阳出土的文物加以分析”，这种利用某种学说来检验考古事实的做法，林巳奈夫先生毫不留情地指出“方法上就错了”。 《综览》第33页“作为二战后商周青铜器研究史上的重大事件，毛公鼎真伪问题的争论也有必要讲讲”。巴纳先提出毛公鼎真伪可疑的证据，然后郑德坤撰文反驳，虽然提出了甲骨金文的某些实例，但林巳奈夫认为他“对巴纳说的批评并非都是中肯的。例如李棪先生认为毛公鼎是真器，是因为自从毛公鼎出土以来中国的收藏者和学者谁也没有怀疑过其真伪。这只不过是根据权威作反对而已”。 我觉得林巳奈夫先生的这个态度极为重要。学术研究就是一定要讲个“理”出来，若只是援引权威，人云亦云，或者不屑一顾，那算个什么呢？我想，不相信权威，是《综览》整本书的重要立场。 林巳奈夫接下来谈到，直到张光远撰文谈到毛公鼎铭文中的阳文方格，“这对巴纳先生的伪器说是致命的意见”。之后又以自己的研究体会，讨论了阳文方格与伪器制造无关。 以上大概介绍了林巳奈夫《综览》第二章所见的学术批评。在其他各章的序说中，对某些研究的甄别和评论，更为细致和精彩。例如，他说贝塚茂树和他自己都是因为读了王国维的文章，才走上学术道路，可是书中对王国维的批评，也实在是不少。又例如用了约9页篇幅，详细讨论了学界关于“复原历谱的尝试”，他说：“在开始具体讨论之前，有两个我们必须考虑，以往学者尤其中国学者却没有自觉地反省的问题：第一是方法问题，第二是资料的问题。”这部分的讨论不算很长，却都是“干货”，虽然今天依据新资料还有可以补充之处，但林先生的讨论，意欲抽掉历日断代法的两个前提，值得我们深思。 因为新资料的发现，林先生书中很多知识性的东西或许需要更新或补充，但林先生此书的最大好处是，这是独立思考而来的体系，讨论的都是一些基础性、原点性的第一流问题，这些问题不会过时，方法更不会过时。试举一例，林先生书中首先讲到商周青铜器的作用，他拈出古书记载中的“庸器”概念，谈到“青铜彝器的纪念物性质”，因我这几年致力于同样的问题，翻开书就看到林先生正文不多的几句话和两个注释，令我不免浑身一震，心中泛起一阵尊敬的涟漪。 林先生的传统文献学功底是非常好的，古文字考释方面也有过精辟的见解，例如他曾对旧释“郢爰”改释为“郢爯”，能发人所未发。《综览》所见的铭文研究都是类型学方面的，一是字体的类型学研究，一是铭辞格式的类型学研究。他认为，仅靠读懂铭文并不能追溯青铜器的变迁史，因为“研究铭文的学者对器物的形制和花纹有一知半解的知识，这些很可能存在问题的知识，在其编年中起了一些作用”，鉴于此，仅作铭文研究者的这种成果并不能令人放心。这个批评也是很中肯的。 通观《综览》，可见林巳奈夫先生的理念，在于结合文献对青铜器的铭文、器形、纹饰等多种因素做类型学研究，目的在于编年，然后做历史研究。不过，我尚且不知道林巳奈夫在中国田野考古方面有何重要建树（据说他曾在日本和中亚做发掘），可以说，在我心中，这位日本的林先生是一位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类型学和文献学上的“沙发考古学家”，也有人说他多利用照片做研究，是“照片上的考古学家”，我并不觉得这算是嘲笑。在此，我想引用中国考古学界的另一位林先生——林沄先生对类型学的观点。林沄先生的大意是，类型学并非建立在地层学之上的方法，类型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相对年代的方法，其核心是排队，相关诸特征所排成的队是否平行，是屡试不爽的检验手段。我记得林沄先生还有一句话，似乎叫做“多发同至”，也是强调类型学上的多种特征应平行演变，不能仅仅依靠单一因素。林巳奈夫先生研究青铜器器形、纹饰、铭文等因素的时代演变，也是多管齐下，强调综合性、系统性研究的重要性。我觉得这两位林先生对类型学的理念是相合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