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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说明 2004年3月14日下午，实验人在4名助手的帮助下，设计实施了一次故事传播（系列再现）的实验，被试38人。3月19日－26日，实验人在1名助手的帮助下，设计实施了第二次实验，即关于故事记忆与重构（重复再现）的实验，被试42人。[1]两次实验中，为了确保实验不为被试的自觉意识所干扰，每一个实验步骤之前，被试对实验内容和实验目的是毫不知情的。 本文初稿完成以后，实验人将初稿印制42份，交由所有被试进行评点，目的在于检测本文所提出的诸项推论与被试的真实状态是否有明显出入，借以调整本文的实验分析及推论。因此可以说，本文是一次互动式写作的结果。 以下简单解释本文涉及的两种研究方法，“模型实验”和“合情推理”： 1，实验方法是近、现代科学最伟大的传统。根据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一般可将实验方法分成自然观察、实验观察和模型实验观察三种。我们通常所说的田野考察，即是自然观察，这是发生于自然状态下的、不干预自然的一种观察方法。而实验人所进行的，则是“模型实验观察”，也即通过对模拟原型的实验观察来间接研究原型的性质和特点。 “模型化原则是科学认识中的一条重要原则。没有模型，人们就很难对复杂的客体进行有效的研究。模型实验的功能是首先将对象在思维中简化，然后将实验的实际行为回推到对象中去。人们只要把握了模型，就能根据它和原型的类似来认识原型。模型化有效地将自然状态下的对象转为人工条件下的对象。”[2] 科学实验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简化、纯化、以至强化自然过程，以便在人工条件下研究对象所具有的规律性，因而科学实验多数都是非自然状态的。实验方法的优点在于，通过人为地干预、控制所研究的对象，能够在有意识地变革自然中，更好地屏蔽干扰，突出地把握自然的某一方面的特质；而通过有效地变换模型，我们又可以能动地让实验更好地呈现出另一方面的特质。实验观察比自然观察更有利于发挥人的能动性，更有利于揭示隐藏的自然奥秘，它大大扩展了人类经验研究的可能性。 2，科学推理主要区分为论证推理与合情推理。论证推理是必然推理，它为严格的逻辑规则所限制，它本身不允许任何不确定的东西；合情推理则是一种或然推理，“它的标准是不固定的，而且也不可能像论证推理那样确定，以至毫无例外地得到大家的承认。合情推理实际上是由一些猜想所构成的。”[3] 钟敬文先生所反复强调的“专业操作的技术性方法”，诸如分类法、分析及综合的方法、比较方法、统计方法、各种方法的综合使用等等，[4]本质上都是合情推理。事实上，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首先经过合情推理而获得的。 本文的实验分析即是一种合情推理，它是实验观察基础上做出的统计与心理分析。它们不是必然性的科学论断，而是一种或然性的、有意义的猜想，这些猜想提供给大家的，只是一个讨论平台。 实验一：故事的口头、单线传播 一，实验目的： 1， 探讨群体的性别和知识结构差异对故事传播的影响。 2， 探讨故事传播过程中特定情节的省略与加强。 3， 探讨故事传播中的有规则变异与无规则变异特征。 二，实验假设与实验设计： 1， 假设故事中的共同知识可能在传播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而必须在故事中埋入一些共同知识和一些非共同知识，以观其变异特征。 2， 假设通过“合理化”变异，故事内部的人物和细节设置可能在传播过程中趋于模式化。因而必须在故事中埋入一些“不合理”的人物和细节设置，以观其模式化趋势。 3， 假设被试的性别和知识结构差异会影响故事的传播方式与变异特征。因而实验将按不同性别和不同知识结构区分小组。 三，实验对象（被试）： 中山大学中文系2001级本科生共38人，平均年龄21岁。 每一被试的编号为：“组别＋序号”。 四，实验规则： 1，被试共分为四组，男生一组8人（B组），广府地区女生一组9人（G组），其它地区女生21人任意分为两组（E组、F组）。 2，每组第一个被试将一起听读三个小故事，然后回到各组，开始一对一地进行传播。 3，每位被试听完之后，给3—5分钟温习、重构这三个故事，在接受者温习期间，讲述者不得离开，并要随时回答接受者可能提出的疑问。当讲述者被允许离开后，要把“自己讲述”的故事如实笔录下来。接受者则转变为下一轮的讲述者，把故事转述给下一个被试。讲述者可以用自己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进行讲述，但不能离开源故事另讲一个与源故事无关的故事。[5] 4，每位被试要写清姓名、性别、籍贯、故事上家姓名及下家姓名。 五，实验文本（源故事）： 源故事1：容庚先生的口误 这故事是我听邓铣堂[6]老师说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宣部长康生来中大，想会见陈寅恪，陈先生托病不见，他就只好提出会见容庚。康生听说容庚收藏了很多文物，就想去他家看看，看着看着，两人就一件文物的真伪问题吵了起来，最后是康生理亏。康生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就主动给容庚开了几张介绍信，让容庚带着几个弟子到全国去免费考察各地的文物现状。 后来他们就去了，每到一个地方，容先生都先找到当地宣传部门，客气地说明“是康生同志叫我们到贵党部来报到”。有一次谈完了正事，一个地方官员把他们送出来时，悄悄地对邓铣堂老师说：“刚才这位姓容的老同志把我们称为‘党部’，这是国民党的叫法，我们共产党叫‘宣传部’，要不是你们是康生同志介绍的，这个麻烦就大了。” 后来邓老师把这事告诉容先生，容先生吓坏了。于是他们商定，以后洽谈都让学生出面，容先生不说话。后来又到了另一个省，是同学出面进行洽谈的，一切顺利，最后快出门的时候，一位地方官员对着容先生说：“请问这位老同志还有什么意见吗？”容先生一下紧张起来，马上站了起来，使劲摆手，说：“没事没事，我到贵党部报个到就行了。” 源故事2：伟哥的功力 有个男人看报纸上说伟哥很好用，就想买一些来试试。那天他正在煮面条，想起要吃一粒伟哥等老婆下班。他刚把伟哥倒出来，就听到老婆开门的声音，他一紧张，就把伟哥丢到锅里边了。他走到客厅，刚给老婆把门打开，就听到厨房“嘭”的一声，把他和老婆吓了一大跳，两个人走进厨房一看，只见锅盖被掀翻在地，锅里的面条，一根一根，全都直挺挺地竖起来了。 源故事3：舞蹈学院的练功房 这是发生在广州舞蹈学校的一件怪事，就是李镪[7]老师的爱人所在那个学校的事。有一段时间，谁都不敢去二号楼的练功房，说那里有鬼。后来来了一批新生，有一个女生比较大胆，发誓要揭开这个秘密。那天晚上，她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了，眼睛都不敢闭一下，为了解乏，她就打开音乐，对着大镜子跳了一晚上的天鹅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把同学们叫来，得意地说：“二号楼里哪里有什么鬼呀？我昨天晚上对着大镜子跳了一晚上的天鹅湖，什么事也没有。”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说：“听说二号楼的电线早就被电工师傅剪掉了，哪里能亮灯呢？”这个女同学不信，带着大家去看，大家打开门，那个女生刚一走进去，就大叫一声：“镜子呢？”原来练功房里根本就没有镜子。 分析一：故事传播中的变异特点 推论一，共同知识是故事传承中最稳定的因素。 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是博弈论中的一个理想假定，是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理性推理的逻辑起点。“如果某一信息是所有参与人都知道的，如果每个参与人都知道所有参与人知道这一信息，如果每个参与人都知道所有参与人知道所有参与人知道这一信息，且如此这般直至无穷，那么这一信息便称为共同知识。”[8]但在现实的博弈中，我们设定的共同知识却往往存在盲点。我们把这种非完全状态的共同知识称作“准共同知识”，也即只有极少数人不知道，但别人却以为他们都知道的一种知识。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在源故事1的传播中，作为准共同知识的“容庚”与“陈寅恪”[9]在故事的传播中被保持得最为完整。尽管他们在一些中间环节上分别被误作“龙耕”（F1）、“容耕”（F3）、“陈银雀”（G3），或只被称为“中文系一名颇有名气的古文字学教授”（B1），但丝毫不影响其它被试对此二人的正确再现。陈寅恪本来是故事中最不重要的角色，但这个名字是被试的准共同知识，因而被顽强地传承着。[10] 与共同知识的稳定性相对，非共同知识的专有名词则很可能在传承中被消解。比如康生，此人从未担任过中宣部长，源故事1故意设置了这出错误，却没有一个学生能够纠正，说明这一年龄段的被试对于康生不甚了解。同样，邓铣堂虽是中山大学原文学院长、广东文化名人，但已多年不参与本科教学，许多外地学生对他并不了解。因此，作为非共同知识的“康生”和“邓铣堂”，就逐渐在传承过程中被消解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G组是广府地区的女生，对本地区文化名人的知闻比其它地区的被试要多一些，“邓铣堂”对于G组被试来说也是一种准共同知识，因而邓铣堂的名字在这一组被保持得最为完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传承者之间相近的知识背景有利于故事传播的稳定。[11] 表1：故事1人物名称在传播中的变异
传统民间文学理论认为，“通称的”人物名称也是相对稳定的传承因子，但是实验一没能验证这一点。如F4给故事3的女主角取了个名字，“有一位女生叫陈丹，外号陈大胆”。“陈大胆”虽然是个通称的姓名，但是只传承了五个环节，终于在F9处被消解。E8给故事2的男主角取了个名字“某村王二”，虽说这也是一个“通称的”人物姓名，但这个名字比之“大胆”更不具备故事功能，因而很快在E9处就被消解了。所以说，像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这样的名字可能在某一地区有较高的使用频率，但它们不会在特定故事的传播中得到稳定的保持。 推论二，共同知识是保持相关情节稳定和结构稳定的基础。 在三个故事的传承过程中，故事1变异最大，另两个故事的变异相对稳定得多。 源故事1的展开，基于这样两个知识点：一是“党部”这一名称的政治含义及错误发生的严重性；二是康生的政治地位。但这两个知识点却不是这一年龄段被试的共同知识。F1完全无法理解“党部”这一词汇的政治含义与错误严重性，所以她无法把握源故事1的情节关键及其意味，在她的复述中，关键性细节很快就变异成这样：“康生听着听着，觉得怎么听怎么别扭，后来，他终于发现哪里听着别扭了，于是，他站起来对与会的人说：‘龙耕先生说的党是国民党，我们共产党应该叫宣传部嘛！’”这个变异后的细节让人无法理解，于是，故事1在F组很快裂成碎片，失去了源故事富有意味的细节，也打散了情节的结构。[13] 在故事1保持最为完整的G组，尽管被试能够意识到“党部”的提法是一种政治错误，但她们却不能理解这一错误的严重性，这一知识的缺失同样导致了情节的变异和淡而无味，如G8：“容先生来到博物馆，他不想一开始就动用这层关系，所以就说：‘我是党部的人。’奇怪！怎料无人理他，迫于无奈，他只有拿出康生的介绍信。博物馆的人一看见这份介绍信，态度完全变好了。”在这里，“党部”这一严重政治错误所引起的只是受接待的态度的差异，由此折射的是现代青年对于这一口误的错误性质认识的不足。源故事的喜剧效果因此消失殆尽。 对口误的错误性质理解的差异，将导致情节的变异，这在B组体现得最为明显。B4对口误的错误性质的理解比较准确：“那位负责人却有点愤怒地说：‘党部那是国民党时期的叫法，现在新中国新社会应该改叫宣传部了。’容庚听了有点害怕，忐忑不安地记住。但再有一次，容庚又到一个地方考古，又再受到当地宣传部的热情接待，他又一次说道：‘谢谢你们党部的热情接待。’听者噩然。”在这里，故事1的中心情节得到了较好的保存。而下一位被试B5对口误的理解却是轻描淡写的：“以后容老有机会见到了康生，容老很高兴地对康生说：‘谢谢党部对我的关心。’康生皱了皱眉说：‘嗯，党部这词不正确哦，现在是新社会了，党部是国民党的用法。’容老没说什么。以后，容老又有机会见了一些领导，但容老还是说：‘谢谢党部对我的关心。’没有改用其它称谓。”在这里，“党部”是个可随个人意愿决定是否改正的称呼，而不是严重的政治失误，这一情节的政治意味在B6处再度减弱，淡到没有了情节特征。于是，从B7开始，这一关键性的细节彻底消失。 源故事2的展开，是基于对伟哥功能的了解。而伟哥的名称及其功能正是被试的共同知识。许多被试都在讲述中对“伟哥”作了心照不宣的阐释。 B7：有一个男人看见电视上的伟哥广告非常好奇。 G2：伟哥推出市面之后，大受欢迎。 G9：前段时间，伟哥（性药）流行得很厉害。 E1：一男人看了伟哥的宣传，十分动心。 F4：众所周知，伟哥是一种壮阳药，是很多男人的福音。 可见，媒体的宣传已经使伟哥及其功能成为一种共同知识。基于这一共同知识，与“伟哥”功能相关的情节与结构也得到稳定。 源故事3的展开，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假定：如果练功房的镜子或电源确实是一种虚幻的存在，也就证明了制造幻觉的鬼的存在。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对于大三的学生来说，显然也是一种共同知识。另外，“镜子之类是鬼故事惯用的道具，所以当听说第三个故事是个‘鬼故事’时，大家都会牢牢记住‘镜子’、‘电源’这样的因素。”[14]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共同知识，保证了源故事3在传承中情节、结构的稳定。[15] 由此可见，情节与结构的稳定必须以相关的共同知识为基础，反之，知识结构的差异可能导致特定知识背景下的故事冲突的遗失。[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