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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分析一”的部分推论也可在实验二的文本比较中得到验证，例举如下： 1，被试不熟悉的专有名称（在传播中体现为非共同知识）很难在记忆中得到保存。 源故事中的地名，由拳、长水、古巢、邛都，由于不是常识性知识，很难在再现中得到保持。在文本Ⅰ中，出现地名的有11份，占总文本数38%，分别叫长河县、由泉县、长水县、河潮、玉泉县、秦国境内、河曹、由纯村、由全县、游泉县、洪拳县。在文本Ⅱ中，出现地名的有7份，占总文本数24%，分别叫由泉县、河潮、玉泉镇、大石、河曹、由全、游泉县。在文本Ⅲ中，第一次再现时，所有地名都得到了完整的保存，但到第二次再现时，只有3份还保持了地名。 2，人物的设置趋向于能构成矛盾冲突的对立模式。 源故事7是洪水后兄妹婚故事的一段节录，所以该故事中的姐姐就不具备角色功能。这一非矛盾模式在部分文本Ⅱ中得到了修正： B1加上了姐弟婚的情节，赋予了姐姐以角色的功能。 G9加上了姐姐把血兆的事转告别人，别人不信，姐姐坚信的情节，以构成“相信天灾”/“不信天灾”的冲突。 3，故事中难以理解的细节在再现时将被改换成更易于理解的细节。 源故事5的“江水暴涨，寻复故道。港有巨鱼，重万斤，三日乃死。”在实验程序3中被表述为“有一条河因江水暴涨而改道，在它的故河道有一条大鱼死掉了。”江水暴涨导致河流改道，然后大鱼死，这是一个让许多被试难以理解的细节，于是，这一细节在其它被试的再现中被合理化了： B6：这一年遇上了饥荒，原因是洪水淹没了所有的庄稼，人们就靠捕鱼维持生活，……忽然有一天，人们捕到了一条足够大的鱼。 G5：由于河水改道，很多大鱼都因为干旱而死掉了。[58] G8：有一天，那条河所在的县城的百姓发现河里面浮上来一条很大很大的鱼。 E3：有一天，这个镇子的一位渔夫，在小河里捕到了一条非常大的鱼。 F8：在故河道上出现一条大鱼，很大很大，因河水干涸而死。 4，不同性别的传播者在故事碎片重组中表现了不同的倾向。 在文本Ⅰ中，只有一个男性被试再现了地名：“古时，长河县居住着一位老妇人”。在文本Ⅱ中，没有一位男性再现地名。其余再现地名的10位被试全是女性。在文本Ⅲ的第一次讲述中，除了故事7的两位传播者，另外六人全部再现了地名，其中E2强调说明了“有一个地方叫合巢，起承转合的合，雀巢咖啡的巢。”以上数据验证了“推论七”关于“女性传播者更加注重细节和专用名称的保持”的推论。 在文本Ⅰ中，男性被试B8的文本是所有文本中最不完整的，他选择了源故事4作为回忆的关键支点，但在他的再现中只剩了功能④、⑧、⑨。他在文本中自述“没注意听，只记得这些了”，所以他的再现显得支离破碎，文本篇幅不足200字。但在一周之后，文本Ⅱ中，B8的文本篇幅激增至800余字，增加了故事人物，给源故事的老奶奶配了一个老爷子，把原来破碎的文本修复成一个奇异的、连贯的情节。另一佐证是，两名未参与程序1－4的男性被试B5和B7，在程序5的再现（文本Ⅳ）中是以B8的讲述作为源故事的，他们的再现文本一样显得奇异而连贯，像一篇志怪短篇小说。而在所有女性被试再现的文本中，没有出现大的情节变动。所以说，男性被试有较强的创作欲望，他们“更加注重情节发展的内在冲突，不注重细节保持”。[59] 5：叙述语言不具有民间文学的“集体性”或“传承性”。 纵向比较文本Ⅰ与文本Ⅱ，每一个特定被试的两次再现都能很好地保持自己的语言风格。但在文本Ⅰ或文本Ⅱ的横向比较中，任意两个不同的被试之间的语言风格都有明显的差异。所以说，在故事的讲述中，只有个人的语言风格，而没有集体的语言风格。[60] 结语 传统民间文学研究多关注故事传播的自然状态，进行现象分析，但是，对自然状态的现象研究必然存在许多无法逾越的障碍。 以故事学界备受推崇的历史地理学派为例。当我们在共时的或历时的文本间寻找证据以说明同型故事的传播关系的时候，我们是基于这样两个前提：一，现有的故事文本都是传播、变异的中间环节；二，所有同型故事都是“同源”（甚至“单线”）演变的结果。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能说明自然状态下的互不相识的不同讲述者之间的每一则口述文本都存在这样一种先后发生的线性传播关系；而且，“同源”本身也不是一则先验的传播“原理”，而只是一项基于部分故事传播现象而作出的合情推论。也就是说，作为逻辑前提的文本间的传播关系以及“同源”理论本身，尚未显示足够有力的证据以证明自己可以作为一条“定律”被使用。因此，历史地理学派的科学性也就从根本上受到了质疑。 相对于历史地理学派的臆想前提，实验所产生的传播关系，是一种现实关系，是无须借助理论证明的客观存在。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合情推论，首先在逻辑前提，也即数据资料及其数据间传播关系的客观性上得到了保证。 实验的方法是一种最基础、最简捷的实证方法，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为我们提供“按我们确实知道的去演进”[61]所必须的理论支持。从这点上看，实验方法也许能为我们提供“我们确实知道”的第一桶金。因此可以认为，实验数据与田野调查资料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产生推论；有了推论，我们就可以进行验证；得到了验证，我们就有了“确实知道的”知识；有了确实知道的知识，我们就可以据以“演进”。当然，这样的进化路线本身也是一个理想化的过程，实际的理论进化远不是这样简单，它必定是包含了多次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因此，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实验的推论，提供了“否定”的对象和基础。 本文旨在通过实验分析，讨论故事传播与记忆中的变异特征。本文所据实验最大的不足是实验文本和被试数量的不足，另外，被试的知识结构也过于单一。每一种实验误差都有可能干扰推论的正确性，本文在接受被试评点的时候，意见分歧最大的是推论七“不同性别的传播者在故事碎片的重组中表现出不同的倾向”。许多女性被试都对这一推论提出质疑，而现有的实验数据却明显地支持了这一推论。推论的正确与否很难在自然状态下求证，比较可行的求证办法是更多实验文本和更多被试基础上的更多的实验。 本文借助了大量的心理学理论来分析实验结果，这些分析同样是建立在把这些心理学理论当作“定律”的基础上来进行的。一旦心理学的发展证明了这些理论的错误，本文对实验推论的心理学解析也将随之瓦解。但是，实验数据以及建立在数据之上的合情推理、实验方法及其方法论意义却不会因为心理学理论的褪色而丧失其价值。 所以说，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论证一种理论或观点，而是希望能够借助实验，为故事研究提供一种可能的方法、一些可供“否定”的基本问题。 注释： [1] 参加实验的被试为：禤小华、邓璐璐、邓诗岚、王冰、王米、冯扬洋、叶益妮、许寒汀、陈红、陈丽莹、李兰、李巧钰、李晓红、汪倩倩、吴洋、严正、杨文顺、杨昊鸥、周静、高适艳、郭松延、常亚飞、黄梦玫、梁洁瑜、梁静、梁颖诗、程璐、韩正亮、温明剑、曾辉、简燕宽、谭维佳、黎恩、颜瑜、戴艳、李然、李灵灵、陈彩燕、冯佩儿、许杰、刘婉明、陈兰琴。实验助手为：黄晓茵、王媛媛、张雅馨、郑泽海。 [2] 刘大椿：《科学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6页。 [3] 刘大椿：《科学哲学》，第241页。 [4]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28页。 [5] F6评点：“在实验过程中，上家先是给下家讲述一遍，再把它写到纸上。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故事已被改装过了。在口述的时候，思维还有点乱，要整理一下才能把故事讲清楚，所以枝枝节节，与故事无关的内容也都会说出来，这对下家记住故事是有影响的。而当用笔写的时候，就会试着把线索理顺一点，而且大家都是中文系，在描写上会更加用心。这个过程中，其实对自己刚讲过的故事也只记住了大致的内容，然后对之进行丰富，所以，写出来的故事与说给人家听的故事是有出入的。我觉得这种实验，最好还是能用录音，这样得出的结论会更客观一点。” [6] 为避免给当事人造成麻烦，正式发表时，此处用化名（实验时使用了真名）。 [7] 同上。 [8] ［美］艾里克·拉斯缪森：《博弈与信息－博弈论概论》，王晖、白金辉、吴任昊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3年，第45页。 [9] F2在实验中这样介绍容庚：“就是我们系搞古代汉语的那个容庚，谭步云老师的课上经常提到他的。”古代汉语是中文系必修课，因而容庚是中文系学生的共同知识。陈寅恪则更是中山大学师生的共同知识。但总是会有个别学生游离于这些共同知识之外。 [10] G9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广东籍学生，知识结构与G组其它学生有所差异，没有角色担当的“陈寅恪”在她这里迅速变异为“李仁教授”。 [11] G9评点：“这段话我是认同的。我的知识背景与组员不同，对所听故事中的人物毫不了解，没有必要重现他们。另一方面，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故事的真实感大大减少，这或许亦是我改动的动机之一，因为他们没有给我任何感觉，跟虚构的任一名字‘张生’什么的有何区别呢？” [12] 在G组，邓铣堂作为传话人的角色，早在G5就已被消解，“邓铣堂”这一名称是通过故事入话的方式被传承的，即：“这是关于邓铣堂的老师容庚先生的故事。”（G8） [13] g3评点：“第一个故事是政治笑话，女生对政治笑话敏感度相对低一点。”G5（香港学生）评点：“我完全不知道‘党部’这一名称的政治含义及错误的严重性。我以为容庚说‘党部’只是他一时的口误，而不了解其严重性。另外，我更不知道这故事的有趣的地方在于容庚不断地错误讲述‘党部’这两个字。所以，我以为这个故事的目的在于介绍中大教授的轶事，……看了这个报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个笑话！开始听讲述者讲的时候，我觉得挺乏味的。” [14] F10评点语。 [15] F6评点：“这与故事1中的人物较多，情节较曲折是有关系的。故事2是个笑话，故事3是个鬼故事，这两种类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对其模式已很了解，而且这两个故事涉及的人物少，情节也较为简单，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比较有趣，所以记得比较清楚。而故事1的妙处我们无法领会，只觉得故事情节有点复杂，要记清楚就比较困难。这与民间文学的流传是很相似的。那些有固定模式的，人物较少的，情节吸引人的故事经常被口头传播，成为流行。而那些有关某某学者的趣闻逸事则是被一些文人记住，用笔写下来。” [16] F11评点：“从共同知识的作用也可解释为什么民间故事都采用大众化平常之语言，以日常近事入事了。象故事1般重细节（如党部）的叙事是很难成为广为流传的故事的，而细节的缺失就为民间故事的不断演生提供了空间。” [17] 奥尔波特等：《谣言心理学》，刘水平、梁元元、黄鹂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1页。 [18] ［美］阿伦·邓迪斯：《结构主义与民俗学》，吴绵译。张紫晨编《民俗学讲演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545页。 [19] 列维－斯特劳斯在《对神话作结构的分析》中还提出了更为复杂的所谓“三项组合”的结构方式，该组合形式没有在实验的文本中得到体现，本文不予讨论。 [20] 此处所指的“不合理的细节”主要指生活故事中的不大合符生活逻辑的细节。 [21] B6评点：“B5的讲述是‘一不小心，扔进锅里’，我认为此原因‘不小心’不符合逻辑性，于是就合理化的讲述为错倒进去的。” [22] B6评点：“我认为女生是比较胆小的，无论是在电影中还是在书本中都很少出现女性去捉鬼的，因此我把女性改为一个胆大的男性，我觉得这样故事才比较合理。” [23] B8评点：“我在传播过程中认为，人物的某些行为应符合他自己的性别特征和性格特征，故事才会引人入胜。但在源故事中，人物是没有性格描述的，所以我加了一些情节，使这个人物的某些性格像我的特点。” [24] ［英］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黎炜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7、112页。 [25] “初始条件并非系统被构造之初存在的条件。它们经常是一个试验或计算开始时的条件，也可以是研究者兴趣所在的任一时段开始时的条件。所以某人用的初始条件可能是另一人的中间条件乃至最终条件。”（［美］E.N.洛伦兹：《混沌的本质》，刘式达等译，北京：气象出版社，1997年，第7页） [26] B5评点：“我加上这些细节主要是想充实故事，同时增强故事的趣味性。” [27] B5评点：“我当时就是想把我上家讲述的故事合理化。” [28] F7评点：“我个人认为此处对故事发展不起作用，所以有意消解之。” [29] E8评点：“我觉得不是女性本身没有创造冲动，而是女性似乎不敢大胆打碎故事本身再重构，不敢的心理压制了原创的欲望。”F12评点：“女生相对比较细心，一般倾向于把故事原貌及细节保留下来，对名称比较敏感，的确会精确地追问一些人名、地名。” [30] g1评点：“因为男生往往大大咧咧，在记不住的情况下只有进行新的创造，而女生比较细心，当各种细节塞满头脑的时候，她们也懒得去再创造，如实记录下来就行了。这是我的真切感受。” [31] F6评点：“这是我写的。可能是因为女孩子比较听话吧。明白这是在做实验，担心加入太多自己的创造会对其他听故事的人造成误导，所以宁可把故事讲得支离破碎也不想加入太多原来没有的东西。男生想把故事讲得生动好玩，而女生则是想按照实验的规则完成任务。……但如果现在不是在做实验，而是只是跟同学在闲聊，那我会对故事进行改造。而男生显然轻松一点，所以出现许多开玩笑的细节。” [32] ［英］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黎炜译，第117页。 [33] g1评点：“因为该实验的被试是一群颇具文学创作天赋的头脑活跃的青年学生。我小时候听爷爷和另外一些村里老人讲各种传说故事，他们所讲的故事情节大抵差不多，有的甚至连语气都是一样。” 关于g1提出的意见，尚未得到实验的支持。如果这一意见确实，也许可以使用推论六的余论解释：“越是封闭的知识圈、传播者知识结构中共同知识所占的比重越大、来自系统外部的信息量越少，故事就越稳定。”同样，越是封闭的知识圈，群体之间的语言风格也会越趋统一。由于本实验的被试是一开放的知识群体，所以实验不支持g1的意见。 [34] 以下四则故事均从钟敬文《中国的水灾传说》一文析出。 [35] ［英］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黎炜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3页。 [36] F5评点：“我们以自己所有的关于民间故事的知识和记忆来引进情节，丰富或改造故事。” [37] 巴特莱特认为这种显突细节的情况有四种普遍情形：1，存在一种强烈的推测；2，一些语词的滑稽意义可能给被试留下深刻印象；3，对以前形成的兴趣予以刺激的材料肯定会再现；4，一些原本琐碎和微不足道的细节可能会变得引人注目。（巴特莱特，1998年，第113页） [38] 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认为，一个不完整或开放的图形总要趋向完整或闭合。一个在圆周上缺一小段的圆圈，往往会被当作一个完整的圆圈。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或任务是一个不完整的或开放的完形，它在人身上会造成紧张，只有当问题解决或任务完成，闭合形成了，紧张才能解除。 [39] 奥尔波特等：《谣言心理学》，刘水平、梁元元、黄鹂译，第63页。 [40] g1评点：“我觉得加入这个细节会使故事显得更加滑稽有趣。” [41] b1评点：“我认为引进细节是因为对其固有情节的忘记而导致的本能的弥补。” [42] 巴特莱特语，本文本转引自方俊明：《认知心理学与人格教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73页。 [43] 外显记忆指过去经验对当前活动的一种有意识的影响。 [44] 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相反，主要指在没有意识参与的情况下，过去经验对当前活动的影响。 [45] g1评点：“我很认同这一点，我在凭记忆笔录的时候，语言风格遵循了小时候所听到的民间故事的风格；文本Ⅱ对源故事4的创造回想，又拉入了《白话唐传奇》中的一些故事细节。” B8评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会忘记故事中的某些细节。突然有一天说还要让我们复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将这些遗忘的细节用自己内心的另一种方式填满。而这种方式，正是我们心里所想故事的发展细节，每个不同的细节拓展方式都打上了深深的复述者性格的烙印。” [46] B1评点：“完全忘记了文本Ⅰ中猪血的细节，加之看过电视剧中有石狮子眼睛流血必有大灾到的情节，所以写出文本Ⅱ。” [47] B8评点：“这些短语的关键字都是‘血’。我发现，从现代汉语语法学来看，起变化的都是定语、状语的变化及句型的变化，本质‘血’未变。”F11评点：“血是系统内不同故事征兆物的共同之物，理所当然地轻易地保留下来。而围绕血的承载物在各个故事中大同小异，极容易混淆，且在被试看来，只要血这一细节保留了，其承载物是无伤大雅的了。” [48] 钟敬文：《中国的水灾传说》，《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60页。 [49] 杨世杰、卢善发：《植物嫁接基础理论研究（上）》，《生物学通报》，1995年第30卷第9期。 [50] F10评点：“有些情况下（比如听故事的人严重记不清了），四个故事的情节被采用是等量的，就无法区分哪个是‘砧情节’，哪个是‘功能穗’，只能说是复合。而你排除了这种情况，实际上我认为这种情况在真实的传播中可能性很大。” [51] “元故事”概念参见陈连山：《结构神话学——列维－斯特劳斯与神话学问题》，北京：外文出版社，1999年，第105页。 [52] 张述祖、沈德立：《基础心理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433－434页。 [53] F9评点：“我个人觉得这种情况是符合我当时再叙述故事的心理情况的，而且，在再叙述的过程中并没有刻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听的故事（4个）有许多杂混在了一起（由于其相似性），过了一星期后更加记不清哪个情节是哪个故事的了，故而有揉合的情况出现。” [54] 彭聃龄：《普通心理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9页。 [55] g1评点：“我在记录时，似乎也是这样，以源故事4为砧情节，又模模糊糊地受到其它源故事的干扰，因此叙述的文本含有不少嫁接成份。有些功能穗还是从过去的知识库中提取出来的。” [56] 参见彭聃龄：《普通心理学》，第202页。 [57] 在源故事4－7系统的功能序列中，存在如下一些因果相关：∵①∴②、∵②∴④、∵④∴⑤、∵⑤∴⑥、∵⑥∴⑦、∵⑥∴⑧、∵③∴⑧、∵⑧∴⑨、∵③∴⑨。其中原因⑥造成了后果⑦和后果⑧，后果⑨由原因③和原因⑧造成。 [58] G5评点：“我在重构故事时，努力去解释大鱼死去的原因。江水暴涨令鱼死掉的情况很难理解，所以我虚构了大鱼干旱而死掉，这情况比较合乎情理。” [59] 女生E5评点：“这个实验，若拿去某乡、某村，兴许是女性改编得更厉害吧。毕竟，三姑六婆更喜欢编编故事，而那些男性（尤其在北方），不一定爱‘创作’。”男生B6评点：“对一个故事的讲述核心问题是故事的矛盾冲突及故事的完整性和合理化，而细节是一些无关重要的东西，没有必要记忆，所以讲述时就不写或者任写一个。” [60] B8评点：“如果将故事还原到真正的民间，让乡下农村那些懂文化的人去描述，而不是一群高等学府中文系的学生去描述的话，可能还是会存在集体的语言风格的。” [61]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 本文原刊于《民俗研究》，200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