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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三，故事边缘的、静态的共同知识具有被卷入情节漩涡的倾向。 在源故事3中，“李镪的爱人”一句是静态的故事插入语，属于超文本层次，本身并不是情节内容。但由于李镪是中文系学生非常熟悉的一位青年教师，他的爱人是广东著名的青年舞蹈家，这在被试中是一个共同知识。于是，“李镪的爱人”在G组和F组的传承中都表现了被卷入情节漩涡的倾向。下面以G组为例来说明。 源故事3：这是发生在广州舞蹈学校的一件怪事，就是李镪老师的爱人所在那个学校的事。 G1：这是发生在李镪老师爱人所在的广州舞蹈学院的真人真事。 G2：故事发生在李镪老师爱人工作地方，舞蹈学院，是李镪讲给施爱东听的。 G3：李镪老师的爱人开了一间舞蹈学院。 G4：李镪老师的老婆开了一间舞蹈学院。 G5：中大教师李镪的妻子是一位舞蹈教师。李镪的妻子经常在一间舞蹈室教学生跳舞。……第二天，那个学生把整夜发生的东西向李镪的妻子报道，李镪的妻子嚇得冷汗直冒，颤抖着双唇说：…… G6：李镪老师的老婆，你都知道又漂亮又年轻，是个舞蹈演员。李镪老婆工作的地方有一间练舞室经常闹鬼故。他老婆有一个学生不相信，……第二天告诉李镪老师的老婆，这练舞室很正常，根本都无鬼。李镪老师的老婆就很惊奇：…… （G6之后的被试基本沿袭了G6的讲述，从略） 很显然，“李镪的爱人”从故事边缘的静止状态逐渐被卷入了情节漩涡，变成一个动态的故事角色。 一般来说，共同知识往往是知识共享者们共同关心或感兴趣的话题，传承者具有把兴趣点突出和放大的倾向。心理学家认为，“有时突出是通过将事实上静止的物体说成活动的物体而实现的。因此，在地铁场景的画面中，显然是停在一个地铁站的火车，却常常被描述成开动的火车。这种突出当前的动态并把静止目标描述成动态形式，是一条众所周知吸引人注意力法则的例子。……运动的物体有潜在的危险性、希望性或者对我们来说是可能的重要时刻。……描述成动态的物体吸引了听者的注意力，因而容易保留下来并传播下去。”[17]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赋予人物以动态的特征，也即赋予了人物以角色的功能。在源故事中，李镪的爱人是叙述中的人物，却不是故事中的人物，不具有角色的功能，她被逐渐卷入情节漩涡的过程，也是不断加大她的角色功能的过程。所以说，传播者所关心和感兴趣的人物，其角色功能可能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得到加强。 推论四，人物的设置趋向于能构成直接矛盾冲突的对立模式。 故事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所构成的，在故事中，人物的设置必须具备这样一种角色功能：也即具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彼此能够构成一定的矛盾冲突。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越强，人物的角色功能也就越突出。在实验中我们看到，不能构成直接矛盾冲突的人物，比较容易在传播的过程中被撤并。 在源故事1中具有这样一些构成矛盾冲突的人物对：求见者（康生）/拒见者（陈寅恪）；文物鉴定者（康生）/文物收藏者（容庚）；授信者（康生）/持信者（容庚）；犯错者（容庚）/识错者（地方官员），这些人物对在四个小组的故事传播中都比较稳定。所不同的是邓铣堂这一角色，邓在源故事1中担当了介于犯错者与识错者之间的传话角色，不具备与其它人物构成直接矛盾冲突的功能，因而在全部四个小组的传播过程中，这一传话者的角色都被消解了，情节转换成了犯错者与识错者之间的直接冲突，而不是通过传话人这样一个角色来制造间接冲突： G8：容先生来到博物馆时，他不想一开始就动用这层关系，所以就说：“我是党部的人。”奇怪！怎料无人理他，迫于无奈，他只有拿出康生的介绍信。博物馆的人一看见这份介绍信，态度完全变好了，并说：“为什么不一早拿出来呢？我们以为你是国民党的人。” E8：下一次容老逛古董店时，也真的出示领导的条子给店员，于是店员问容老：“您是哪个单位的啊？”容老一听傻了，原来他是国民党党部的人，现在时局变了，该怎么说呢？他含糊应了一句：“我党部!”店员就马上纠正：“哦，不应该再说‘党部’了，应该说‘宣传部’！”容老向来性子直，自己不是宣传部竟被说成宣传部，不理！以后逛古董店时，无论人家问什么，他只回答：“我党部！” 邓迪斯在针对结构主义的评述中说到，不仅神话是由组成对立和企图消除对立两方面组成的，而且所有的民间传说形式都是这样组成的，“丹麦民俗学者埃克赛尔·奥尔瑞克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所著的一篇题为《对比的法则》的文章中明确地把民俗学类型中相对立的重要概念作为他的史诗定律。这一论点说明对立的形式在谜语结构和谚语结构中与在神话结构中将是同等重要的。对立的形式在其它类型中同样显著。”[18]正是这种对立，使得故事各要素成为了相互依存的矛盾统一体。[19] 推论五，源故事中不合理的细节[20]在传播过程中将不断寻求合理化。 源故事2中故意设置了一个不太合理的细节：“听到老婆开门的声音，他一紧张，就把伟哥丢到锅里边了。”一紧张就扔锅里，这不是一个合乎常规的动作，所以在故事2的传播中，伟哥如何被扔进锅里的细节成了变异最多的一个细节： B5：门铃响了，他不小心把瓶子弄翻了，伟哥药片掉到锅里。 B6：因为药装在他口袋里不方便，所以他就放在一边，当他向面里加佐料时，不小心把药倒进面里。[21] B7：这时老婆回家了，惊慌之下男人将伟哥粉末当成盐倒入锅中。 E2：当时妻子正在煮面，他们就在客厅聊这种药，后来可能搞错了，妻子把这个药放到了面锅里，可能当成糖什么的吧？ E3：妻子煮面条，也变得心不在焉的，就随手拿起那包药，把它当成盐放了进去。 E8：晚饭王二妻做菜时发现调料没有了，看到灶台上恰好有包药粉，以为是王二刚买回来的调味品，就径直将药倒进锅里和菜煮。 E9：最后他决定把药放灶台上，妻子做饭时肯定能看到，但后来，妻子看到了，却误以为是调味料，随手丢进菜里一起煮。 F4：妻子提早下了班，他顿时慌了神，伟哥怎么办？决不能让妻子小丽看见，怎么办？情急之下，把伟哥全部倒进了锅。 F12：他正准备吃药，突然听到背后妻子的声音：“还没吃饭啊？在煮什么呢？”他一个慌张，赶忙把药丢进锅里，“哦，没，没吃什么，在煮面条。” 上述诸例，大家都在试图为“为何扔进锅里”寻求一个尽可能合理的解释。 事实上，任何一个故事讲述者的讲述，对于他的下家来说，都是一个源故事。源故事中那些不为被试所属社会群体所认可的表现形式，总会在其后的传播中逐渐趋于合理化。 B6是个有较强创作冲动的故事讲述者，三个故事到了他手上全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异。他把故事3中不怕鬼的女主角换成了“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韩正亮”，[22]这样一改，一个大男人对着镜子舞蹈了一夜的形象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B7迅速对这一不合常理的细节进行了修正：“该君坚信世上无鬼，于是在一间房子里又叫又跳看是否能把鬼引出来，房子里正好放着一面镜子，该君对着镜子跳了一夜。”他把“跳舞”改成了“又叫又跳”，使之更符合男性的行为。 B8把这个大男人的形象勾画得更加男性化：“该男生独自一人潜进了教学楼，进了一间教室坐下。心想我就在这里等，就不信你不出来。等呀等，等到半夜，他耐不住了，妈的这鬼咋地还不出来哩？可能是需要来点什么刺激吧。于是，该男生就大喊大叫起来：‘这该死的鬼你怎么还不出来有本事出来啊老子倒要跟你见识见识！……’就这么喊，可是鬼还是没出来。忽然这男生又看见黑板旁挂着一面镜子，就更加来气了：‘妈的什么鬼你还不出来？老子有了面镜子难道还会怕你？’鬼还是一直没有出现。最后，这男生累了，终于睡着了。”[23] 合理化（rationlisation）是一种重复再现的过程，巴特莱特认为“其过程表明了一种需要，实际上每位受过教育的观察者都可感觉到这一需要，即一则故事应当有一个一般的情景。开始时，不存在一种简单接受的态度。呈现的每则故事，必须联结成整体，而且，若有可能，也应当考虑到它的细节必须与其他东西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特殊的，而且可能是孤立的细节，立即被转换成更熟悉的特征。”[24]也就是说，被试的接受和再现不会是一种单纯的按原样输入和输出的过程，而是表现为用自己更熟悉更容易理解和记忆的方式对原始材料进行适当的加工。 推论六，源故事的灵敏初条件可能产生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是混沌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1963年，气象学家Lorenz的论文《一只蝴蝶拍一下翅膀会不会在德克萨斯州引发风暴？》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指的是某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可能会在运行中引起输出端的巨大差异，正如蝴蝶的扰动能够引发风暴一样。科学家们把这一现象戏称为蝴蝶效应，把引发扰动的初始条件称为“灵敏初条件”。 蝴蝶效应表现在故事的传播中，源故事中任何一个并不重要的细节都可能成为传播中的灵敏初条件，[25]它们在运动过程中会逐渐被放大，终会导致运动轨道的巨大偏差，以至于这种偏差改变了整个情节和结构。在实验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变化：传播过程对源故事的微弱偏差，导致了巨大的情节差异，最终演变成另一个故事。试以源故事1在B组的变异为例。 源故事1：康生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就主动给容庚开了几张介绍信，让容庚带着几个弟子到全国去免费考察各地的文物现状。 B1：康生为了表示自己有气量，随后就给教授开了份介绍信，让教授带着学生可以在全国各地开展免费考古研究工作。 B2：康生学力不及容庚，自知理亏，但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开了一张介绍信供容庚全国免费考古。 B3：康生对考古是懂一些的，人又自负，所以就想压压容庚，于是他就签了张条子，对容庚说：“凭这张条子你可以免费到全国考古。” B4：两人谈得很合拍，于是康生临走之前给容庚批了一条考古通行证，凭借那张字条容庚到全国各地都可以免费地受到当地负责机关的热情款待。 B5：康生对考古知识有一点了解，所以他和容老在一起有说有笑的。由于康生是在上午到容老家的，聊到中午，两人的肚子叽哩咕噜叫起来。容老亲自下厨杀鸡款待康生，席间，康生说：“容老师，有个问题我不明白，您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容老说：“应该先有鸡。”康生哦了一声就没再说什么地。康生临走时写了一张纸条给容老，说以后到各处观光凭这条可以畅行无阻。[26] B6：容庚先生非常好客，为康生准备了一桌丰富的晚餐。正吃饭间，容先生让康生发表一下对自己特意做的鸡的看法，康生沉思了一下说：“容先生，你说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呢？”容先生微微一笑说：“先有鸡吧！”康生那天吃过饭之后决定回北京，为了对容先生的盛情款待表示谢意，临走时送给容先生一张写着不知何物的纸条，并说：“容先生，您无论到哪里，只要拿出这张纸条，他们都会款待你的。” B7：正好容先生夫人不在家，于是容先生便亲自做饭招待。饭桌上康生请教容先生一个问题：“世界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容先生想了一下，回答说：“应该先有鸡吧？”康生没有说话，只是写了一张字条交给容先生，告诉他今后无论去哪里，凭着这张字条便可免费接受招待。容先生后来果然凭字条到各地都能享受免费招待。 B8：到了容庚家，礼节过后，寒喧几句，看到容庚老婆不在家，康生就先发话了：“听说容老您古文字方面很厉害，我这儿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容庚说你就问吧。康生就问：“这世界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呀？”容庚很奇怪为什么他问这个问题，于是想了一会儿就说：“那还用问，肯定是先有鸡啦！”此时，康生很郑重地拿出一张纸条，说：“先生，听了您的话，我深受教导。这样吧，为了感谢您，我送你这个玩意儿，以后您拿着它，走遍全国各地，吃饭都不要您的钱。”康生走后，容庚大喜。果真拿着小纸条跑遍全国，吃喝无阻。日久天长，容庚越发奇怪。终于有一天，容庚又碰到了康生，于是就问：“康生啊你那张纸上写了什么，这么神奇？”此时康生哈哈大笑起来：“先生，我那纸上写的只是蝌蚪文而已。” 在B组的传播过程中，原来围绕“口误”而展开的故事，变成了神奇纸条神奇功能的故事。这种变异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与我们前面讨论的几点推论不同，这种故事变异的混沌状态及其变异的随机方向，是我们实验之前根本无法预料的。 在有关混沌现象的科学实验中，一种变化过程可能有一个或多个临界点，也即发生突变的关键性环节。在临界点上，一个微小的扰动可能迅速被放大成一个重大的变化。而在故事的传播中，每一个传播者同时都可能是一个创作者，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传播的环节都同时是一个可能临界点。在上述故事的传播中，B5就由可能临界点转化成了实际临界点，他为“神奇纸条”的获得虚构了一个“热情款待”的细节，这一情节迅速被后面的被试演绎成一个“知恩图报”的故事。 事物间的相互依赖性是蝴蝶效应产生的前提之一。由于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一个微小细节的改变有可能在因果关系链中不断传送放大，最后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一般来说，事物间的相互依存度越高，发生蝴蝶效应的可能性越大，因为较高的依存度使得一方的误差往往会对其他各方造成连锁反应，进而被逐步扩大，形成难以预测的结局。上述B4在传播中把康生开介绍信的理由由“为了表示大度”改成“谈得很合拍”，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扰动，但正是这个小扰动，引发了B5对“合拍”的铺陈，[27]并改变了整个故事。又比如我们在推论五中提到的案例，源故事3“跳舞”的细节是依赖于“女生”而构筑的，B6只是把女主角换成了一个大男人，但这一改变却引发了故事人物的行为的巨大改变。 混沌现象的不可预知性很大程度上是由非线性因素的介入而引发的。以不可预测性为特征的非线性因素的介入，扰乱了原有线性系统内部的正常秩序，事物间可确定的关系被不可确定所替代，使得由初始条件误差引起的一系列后发事件发生在混沌与秩序的边缘，从而产生不可测度的多样性后果。上例B5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是一种完全不可预测的非线性干扰，从控制论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可预知的系统外部信息的一次输入。 进一步推论可以认为：越是封闭的知识圈、传播者知识结构中共同知识所占的比重越大、来自系统外部的信息量越少，故事就越稳定。反之，越是开放的知识群、个体掌握的信息量越大、传播者知识结构中共同知识所占的比例越小，蝴蝶效应的实际临界点就越多，故事也就越不稳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