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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待尸”的风俗得益于“深山大谷藏古风”的自然条件，在武当山地区流传了几千年，这里保存了较好的歌唱传统。从唐朝贞观时期，武当山开始官方兴建庙宇，一直到明朝永乐年间，永乐皇帝调集全国各地三十多万民工，历时十三年之久，大修武当山，使武当山成为我国最大的道教圣地之一。三十多万民工带来了大江南北精彩的民间小调，这些民间小调在武当山地区交流、融合、储存和传播，经过一个长期的同化，为当地百姓接受和热爱，也就变成了当地的土特产。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荆江地段经常闹水灾，许多灾民来到武当山垦荒谋生，以至长期定居，他们也带来了大江南北丰富的民间音乐。抗日战争开始，华北、东北难民大量涌入武当山地区，华北、东北的民间小调也随之带来。较为丰富的武当民歌，又被赋予了新的形式和内容。就武当后山的吕家河村而言，这个不足二百户人家的村落，就有如此丰富的民歌和好的歌唱传统。这在汉族地区是很少见的。据有关专家考证，吕家河村所在的官山镇是当年修武当山时专门供给武当山民工吃粮食的粮庄，当时，可以说是商贾云集，车来人往，十分繁荣，所以吕家河民歌之丰富，曲调之广，歌手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该村在1999年被授予“中国汉族民歌第一村”的称号后，每年都举办“赛歌会”，吸引了本村和邻村技艺超群的民歌手前来比赛，最后评出“歌王”、“歌后”，并颁发黄牛、彩电等奖品作为鼓励。这样做不但丰富了村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对武当民歌的传承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是，人类社会毕竟已跨入了二十一世纪，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文化正在走进大山，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如今是电子信息时代，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一切都讲求高效。这种观念影响了衬里的年青人，他们认为传统礼仪繁复的程序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飞速发展，主张“红白喜事”一律简办，原本要打两夜的“待尸”，缩短到只打一夜。古老民俗的简易化，思想观念的超前化动摇了培育传统民歌生长的社会土壤，古老民歌的传承也正在减弱其发展势头。现在，武当山地区相比其它地区，虽然保存了较好的歌唱传统，至今保存有大量优秀的民歌。但是，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为了尽早摆脱贫困，吕家河和伍家沟村里的许多青年人都纷纷走出山村，出外打工挣钱。因此，“打待尸”的民间艺人也日趋老化而青黄不接。 六、结 语 几千年来，待尸歌不是孤立产生和存在的，这与其周边丧葬文化对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湖北，与武当山、神农架毗邻的鄂西北土家族等地区，还存在着“跳丧鼓”这一丧葬形式。它与“打待尸”的表演形式十分相似，只不过“跳丧鼓”是由歌师一人击鼓领唱，另有两人帮唱，众人接腔和唱。并且时而在棺木前边眺边唱，时而围着棺木跳唱，进退有序，擦背穿行，和着鼓乐声而舞。舞蹈的动作多是对现实生活和自然现象的模仿和提炼。它们二者之间，一个偏“文”，另一个偏“武”。是“跳丧鼓”更为原始，还是“打待尸”更为原始呢?亦或“打待尸”是从“跳丧鼓”中逐渐分离出来的呢?还是两种表演形式同时产生、存在呢? 武当山地处“秦头楚尾”，在与它接壤的陕西地区，“孝歌”也是当地具有代表性的歌种。歌唱时，歌手打着锣鼓，环绕灵棺，边走边唱，或于灵棺前坐唱。一曲多词，反复吟唱，无休无止。旋律平稳，歌声徐缓。其内容也多是劝人行孝行善，并辅以叙述历史掌故，表达对亡者的哀思和对古人的赞颂。这与待尸歌多么相似呀?如果从民歌近似色彩区划分的角度来分析，陕南、川东和湖北属于相邻的色彩区，民歌的音乐特征十分相似。从所处地理环境来看，陕南地处山区，并与川东、鄂西北毗邻，在风俗信仰方面，必然会受到巴、楚文化的影响。因此，楚人“信鬼而好祀”的传统鲜明地体现在当地的丧俗中，陕南孝歌从歌唱程序到唱词、唱腔，都与待尸歌十分接近。 比较打待尸、跳丧鼓和陕南孝歌之间的关系，它们究竟是同源异流，还是先后产生呢?有研究者认为：“丧歌有文丧和武丧之分。武丧就是今天所说的跳丧鼓，它源于清江流域(即今鄂西自治区和宜昌地区的一部分)，是古代巴文化的产物。文丧则是后来清江流域的巴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楚文化，经过长时间融和的产物。武丧的特点是原始粗犷，注重酣歌狂舞;文丧的特点则是巫史结合，只唱不跳，多在灵前聚集坐唱亡者的恩德、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安慰家属或相互取乐。”依上文来看，打待尸和陕南孝歌都十分符合文丧的特点，跳丧鼓属于武丧，应该早于前二者产生。三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引发了我们对丧歌中所蕴含的丧俗形式如何演变这一问题的思考，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的考察研究。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 (发表于《武当后花园- 南神道探秘》，香港天马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