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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身性与反思 笔者对于蔡华教授《当代》一文的第二项批评，是蔡教授忽视了“反思”(reflection)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存在着差异，忽视“反身性”(reflexivity)对于当代社会科学的影响，从而无法同意克利福德《权威》一文乃是基于对实证主义、权力支配等问题的全面反思后，对传统民族志客观性权威的批判。 反思(reflective)与反身性(reflexive)是当代社会科学常使用的两个概念，皆有反过来思考自己想法的意思，一般的使用者与作者对于这两个词并没有严格的区分，[46]在中文的使用中，也常以反思一词统称两者。[47]但也有学者指出其中的差异，认为“反身性”具有双重(double)的意思，“反身性是指不同层次的事物处于互动状态且彼此影响。而反思则是指特定方法或是特定诠释层次的反思”。[48]从这个角度来说，反身性可以说是一种更全面的反思。 反身性与客观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所有性质的研究都是重要的。[49]然而，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来说，反身性具有不同的面向与层次(level)。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反身性着重于如何与被研究对象保持距离，如何进行最严格的实验程序，以获得客观的数据，[50]但社会科学的反身性则不在于此。当代的社会科学家已清楚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中观察者一直是在场的，社会科学家无法如自然科学家一般隐身于观察仪器之后，而必须现身于田野与报导人之前。人类学者的在场，不论是低调的侧身观察，还是积极地参与报导人的各项行动，都会涉入并影响到所欲研究的群体和个人，同时也会被研究的群体和个人所影响。[51]田野研究中不仅存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主体性，还包括相互影响的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主体性与互为主体性皆无法被抹拭。人类学者的在场必需被承认、展现与使用，这种反身性的参与和涉入经验，在当代已成为民族志作品的一部分。[52]反身性已成为人类学者重要的研究基础与过程，研究者与报导人同是人类主体，具有自身的情感、情绪与价值观，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地位，田野经验是研究者与报导人之不同主体间(intersubjective)的深度生命互动，没有任何田野经验是可以被复制的。反身性要求研究者时时检视自我，检视自我所处的结构与位置，检视自我与被研究者的关系，避免各种因素扭曲研究成果。反身性因而成为当代民族志的重要品质，民族志中作者深刻的反思性话语，成为带领读者认识另一文化的重要依据。[53]在承认反身性的基础上，除了克利福德之外，诸如马库斯与库什曼(GeorgeMarcus and Dick Cushman)、[54]罗萨多(Renato Rosaldo )[55]等人类学者，都已针对所谓客观化的民族志书写，提出深刻的批判。[56] 在各种反身性活动中，对于研究者“自身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 of the self)”[57]的反思，是许多学者格外重视的。一切的研究活动从研究者自身开始，然而研究者并不是机器，而是人类主体，有着许多与生俱来、建构或是被建构的身份位置性，包括年龄、性别、民族或族群、社会地位、国籍身份，这些位置性不仅会影响研究者如何看待他的研究对象、如何形塑研究者的研究观点与取径，还会影响被研究者采用什么态度来回应研究者与研究者的提问。例如，在田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男性人类学者基本上难以对女性生理现象的文化描述进行调查，诸如月经、乳癌这些女性生理现象的医疗人类学访谈，大都是由女性人类学者完成。另一方面，许多社会的狩猎活动或是渔业活动，基本上禁止女性参与，相关的研究多由男性学者完成。 而在众多影响人类学研究的位置性因素中，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可能非政治与权力关系莫属。 人类学的发源始于西方殖民时期的扩张，早期在本质上是一种殖民地知识，而不存在客观中立的问题。弥尔斯(David Mills)指出大英帝国殖民时期人类学者与殖民当局，基本上是共谋(complicity)与共生(symbiosis)的。[58]人类学者为维护学科发展的资源，强调人类学应独占所有对殖民社会研究方法论的适当性。[59]今日世界已走在去殖民的道路上，然而，各种权力支配关系仍存在于国家之间与国家之内。总的来说，今日人类学仍是一门属于支配者的学科，人类学的研究仍具有方向性，是强国向弱国、核心向边陲、都市向村落、强者向弱者进行知识生产的学科。蔡华教授在《当代》中详细列举他本人在云南泸沽湖对纳人的田野调查，说明客观研究与客观知识的存在与可能。但究其根本，笔者要追问这种“客观研究”的基础是否是客观中性的。为何我们从不见住在永宁山区里的纳人来研究首都北京?或是放大一点，为何沿海发达地区的学者来研究西南边疆社会的多，西南边疆社会学者研究沿海发达地区的几希?再放大一点，欧美人类学者到第三世界研究者众多，第三世界又有几位学者能去研究欧美社会?所谓人类学民族志客观知识，事实上存在着核心vs边陲、支配vs被支配的关系，无法规避权力话语，而这正是传统民族志在后现代思潮中最受批判之处。这也是克利福德《权威》一文中要求多声、多作者，扩大民族志声音来源，包纳更多不同声音的原因。 蔡华教授《当代》一文，严格来说是一篇具有反思性的文章，特别以他个人实际的田野研究为例，证明民族志客观研究的可行。《当代》一文的反思性是无疑的，但是这种反思将民族志置于了自然科学主义对客观需求的层次上，而非当代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所关注的研究者对自身的多重反身性，以及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互为主体性的经验上。就此而言，我认为蔡华教授对于客观研究的反思，是基于一种实证科学主义客观性的朴素反思。这种以实证主义反思态度生所产出的民族志作品，固然对于我们理解纳人亲属有所帮助，但它所追求的客观性，事实上仍无法脱离研究者个人的理解与意志。 就研究方法的逻辑性而言，蔡教授说“关于土著文化的细节应当怎样解释，民族志者没有发言权”，[60]但又提出民族志者“使命是学习和记录作为研究对象的民族信仰体系和生活方式，最终分析该社会的运作机制”。[61]从叙述的逻辑与经验事实来看，两段文字明显有矛盾之处;前者说明民族志者对于文化解释没有发言权，故而具有客观性，但是后者所谓的“最终分析”，却仍是由民族志者完成。即便在同一田野地，不同报导人对自身文化细节的解释与描述也可能有多种差异。选择哪个版本、如何从数百小时的访谈中截选需要的材料，以及最终的分析角度，都仍掌握在民族志者手中。民族志者作为最终的作者，负责田野材料的筛选、分析，选择合适对话的理论，并形成最终的民族志文本，一切都基于民族志工作者的经验选择，民族志无法逃离作者主观性的选择，乃不辩自明之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