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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氏的第三项证据，是要证明《诗序》是出于《左传》、《国语》之后。郑氏的说法是： 爲《毛诗序》辩护的，都以爲其与史相证，事实明白，决非后人之作。而不知其所举事实，乃皆钞袭诸书，强合经文，绝无根据。……凡《诗序》与《左传》诸书相合的地方，正是《诗序》从他们那里剽窃得来的证据。 郑氏以爲《诗序》所言，皆钞自各书，如与《左传》等相合的地方，都是从《左传》等书剽窃得来。 郑氏第四个证据，是要证明《诗序》出于刘歆以后，他的说法是： 郑樵说：“刘歆《三统历》妄谓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致误卫宏言文王受命作周也。”文王受命之说，不见他书。作《诗序》者如不生于刘歆之后，便无从引用此说。 郑氏以爲刘欲《三统历》言文王受命，《大雅·文王·序》也说文王受命，可见《诗序》的说法引自刘歆《三统历》。 郑氏的第五个证据也是要证明《诗序》是后出。他说： 叶梦得说：“汉世文章，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说。盖魏后于汉，宏之《诗序》，至此始行也。” 郑氏引宋人叶梦得之说，以爲汉人之文章，并没有人引用《诗序》，衹有魏黄初四年有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说，明显引自《诗序》，可见卫宏所作的《诗序》，至此才流传开来。 郑振铎以爲有了以上数个证据，就可以判定《诗序》是后汉的产物。他认爲惟汉儒才能作如此穿凿附会之《诗序》。《诗序》如非汉人作，我敢断定他绝对不会这样乱说。 按今本《诗序》应是综合先秦诸家说《诗》的成果编辑而成。 时间也许是战国末年或西汉初。由于他是综合各家诗说而成，所以有沿袭《左传》等书的地方。又因爲《诗序》本来是单行的，至毛公作《毛诗诂训传》才将各篇之《序》置于篇首。因作者与《毛诗诂训传》不同，所以和《毛诗诂训传》的观点不完全相同。至于郑氏以《诗序》沿袭刘歆《三统历》，何以不说刘歆《三统历》沿袭《诗序》?因郑氏预存《诗序》晚出的观点，所以以爲《诗序》沿袭《三统历》，如把《诗序》认爲是西汉初的作品，那可能便是《三统历》沿袭《诗序》了。 郑氏论辨《诗序》的作者和时代，虽仅是一己之见，但其后，至民国三十几年，大部分讨论《诗序》作者的学者，都以爲是卫宏所作。大抵受郑氏观点的影响。 五、结语 郑振铎的《读毛诗序》发表后，也揭开了民国初年反《诗序》运动的序幕。许多学者爲文讨论《诗序》，大抵都遵循郑氏的研究方向。如黄优仕的《诗序作者考证》、顾颉刚的《毛诗序之背景与旨趣》、李繁誾的《诗序考原》、夏敬观的《毛诗序驳议》等，都引《后汉书·儒林传》以爲《诗序》是卫宏所作。 郑氏用类比归纳法，指出《诗序》自相矛盾的地方，以爲《诗序》定诗旨的标准，并不看诗的内容，而是看该诗属于哪个风，或哪个王。属于《周南》、《召南》的一定是美，属于《郑风》的一定是刺。属于文王的是美，属于幽王、厉王的是刺。顾颉刚受其影响，也以爲《诗序》论定诗旨的方法是政治盛衰、道德优劣、时代早晚、篇第先后。诗篇顺序在前的，其时代必早，其道德必优，其政治必盛。顺序在后面的，一切也都相反。 郑氏的《读毛诗序》由于发表的时间较早，方法较新颖，论辨又深入，成了后来学者论辨《诗序》的指导原则，对民国初年的《诗经》研究，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摘自《中华国学》杂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