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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连的个案 新会潮连岛上的聚落，大多集中在岛的北部和中部，主要的大族有陈、卢、区、潘等姓氏，这些大族大都编撰了卷轶浩繁的族谱、修建美轮美奂的祠堂、培养了一代一代的士人，拥有很多的奴仆，他们举行祭祀的中心庙宇，是位于聚居在潮连岛北部富岗村区氏的祠堂旁边的洪圣庙。而在潮连岛的南端，有一乡村名豸岗，在《潮连乡志》中又称为豸尾，豸岗的居民大多数是也是区姓，豸岗区氏尽管也建立起自己的祠堂，但仍然被潮连岛北部和中部的宗族(陈、卢、区、潘)所排挤，甚至被视“蛋民”，富岗的区姓大族甚至强调豸岗的区氏与他们没有血缘关系，认为两个区的写法是不同的(其实我们从他们编修的族谱看到他们都是用“区”，而没有用“欧”)。此外，在每年的洪圣诞巡游活动，豸岗区氏的角色是相对次要的，洪圣大王在村里稍作停留，很快就离开了。虽然豸岗的居民说洪圣首先是在豸岗上岸的，但豸岗以外的人，没有人认为在岛的南边曾经有过洪圣庙。 在这个岛北部和中部的大族的印象里，豸岗，有很多杂姓，是一个相对“未开化”的地方。潮连有一句民谣说：“豸尾佬，生错须，搭戏棚，无戏做”。这种情绪化的说法多少显示了其他大族对豸岗人的歧视。不过，事实上，豸岗乡过去一度是以西江上沿江的人群为主要对象的一个很兴旺的地方市场。这个村的确有一个区姓宗族建立了起来，并建了七间祠堂。[46]至道光十八年，更编写了一本族谱。原来的居民同其他姓氏的人(朱、何、李、梁、林)共同拜祭一间小的天后庙。[47]他们在岛南端山边修筑起一群群的房子，在埠头也有一个龙牌和一间洪圣庙，虽然1946年编撰的《潮连乡志》既没有提到这个龙牌，也没有提到这座洪圣庙，但《潮连乡志》有关每年洪圣诞巡游活动的记载显示，豸岗也是参与了巡游活动的。在游神活动的第三天，洪圣大王被抬到“芝山及其邻近的豸尾”，在神诞演出的七台戏中，豸岗负责其中一台。本地居民的叙述是符合我们的一些观察的，他们还补充说，豸岗的洪圣诞游神活动是以埠头和市场附近的龙牌为中心的，戏一连上演几天，临时搭建的大戏棚一直延伸出江边，而戏台是朝向岸上的。数以百计的船聚泊在那里，包括来自广州和香港的大船。他们捐钱组织会尝，由村里的区氏管理，捐助还来自附近的工场。洪圣大王供奉在大祠堂和渭东祖祠堂中，接受拜祭，也在江边附近的市场停留更长的时间。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这个市场衰落的时候，神诞和捐钱的活动也日渐萎缩。老居民回忆说，在1940年代，戏是在大祠堂前面演的，而不是在市场前面演的。根据本地居民的说法，洪圣最初在明代嘉靖年间被带到潮连岛时，它是先停在龙牌的位置，后来才被移到岛的北部“大区”(当地对居住在北部的区姓大族的称呼)所在地。我们在豸岗的田野调查中，的确在市场附近发现一座小的洪圣庙，大约建于清代中叶。虽然现在豸岗主要是区氏宗族聚居的社区，但本地居民也指出，在本村歧山社(河岸附近的居民)，有很多杂姓的家庭。[48] 我们再从文献看，《新会县志》记载了两个明后期的士大夫的传记，他们是潮连石坂里人，石坂里是豸岗五个坊里之一。在1837年编撰的《区氏族谱》(抄本封面题《居新会潮连石坂里区姓立宗枝绵长》，以下简称《区氏族谱》)中，似乎也很清楚地记录了这个区氏宗族的谱系。[49]根据族谱的说法，豸岗区氏的远祖是广东所有区氏共同祖先林石公，唐代从浙江移居到珠江三角洲的南海县，七代之后，有一个祖先为避海寇，徙居珠玑巷。至十五世复真南迁到新会，为豸岗的区氏一世祖。族谱记载复真之孙肇基本来住在顺德县，与一个姓胡的新会朋友，一起到潮连游览，喜欢这里山明水秀，便定居下来。[50]现豸岗区氏一房的祖先板峰，就是肇基的曾孙，大约生活在明代初年。豸岗区氏有两个最古老的祠堂，一是“月湖祖”，一是“古松祖”，供奉的祖先是板峰的孙子。据我们采访的老村民说，月湖有七兄弟，七兄弟共同在明末建立起大宗祠，用的材料是非常昂贵的冬荆木。[51]不过，这个大祠堂其实没有多少尝产，以月湖和古松名义建的祠堂也一样。[52]其中一个兄弟居易没有祠堂，但他的两个曾孙，应期和志远在明朝取得进士并担任官职。相隔很长的肘间后，一个为应期的祖父渭东祖建的祠堂修建起来了，并成为区氏人口最众，田产最多的一房。渭东以下的三房的祠堂也在后来建立起来。[53]他们占丁原来梁姓居住的地方，拥有特成沙的一部分(据《龙溪志略》记载，特成沙是嘉庆以后才成沙的)，[54]并拥有粉洲和横沙等地的沙田。祠堂也将最大份的猪肉分给这一支的后人。在全盛时期，区氏还拥有称为“下使”的奴仆，这些姓陈、李、张、卢、侯的“下使”，分别为不同的房派服役。[55] 虽然这个谱系的世系还算清楚，但这些文献的语言和内容有很多含混的地方，编者似乎是从不同的族谱和方志抄录了这些材料，以便在叙述中填补很多的历史空隙。我们很熟悉这种重新制造传统的技巧，但区氏宗族的文献有两处前后矛盾的地方是值得一提的。在豸岗的《区氏族谱》中，在一段显然是从其他区氏宗族的谱牒中转抄过来的珠玑巷迁移故事，当中涉及的人物并没有出现他们自己声称的始迁祖复真的名字。只有在他们的世系图中的始迁祖复真的堂兄弟崇真，这段故事说，从南雄迁移到新会的是崇真的父亲以惠和伯父以贞、以信，也与世系图中复真父亲的名(大经)字(悦尝)不符。很显然，豸岗区氏是从其他宗族的谱牒中抄录了有关的故事，并尝试把自己的宗族来源与珠玑巷南迁故事联系起来，但没有能够自圆其说，这些生硬的拼凑祖先来历故事的做法，在广东宗族的族谱中是司空见惯的。 相关的材料也都显示区氏来历和身份是相当可疑的，究竟这个世系图上的名字，同这些文献的编撰者是否真的有关，我们也无法弄清楚。《区氏族谱》中抄录了一篇以《凌霄仙源类谱》为题的文字，提到了两次引起本地居民离开豸岗的事，一是康熙年间的迁界，文中记载，“康熙甲辰，[奉]旨下令移界，族人则播迁矣，复归只数十矣，从此子孙散居各方，安集他邑”。究竟谁来填补地方社会的真空，就很模糊了。另一次社会动乱是：“道光壬辰，遭族匪串寇惨害，感赵周率带数人夜救出，逃居麻园。被南雄老壮于冬，灭亡于疫者过半，大树拔，祠屋颳毁。” 假设在这段记载描述的历史事件中，豸岗的居民是曾经被暴力和社会动荡驱散的话。取代他们会是一些什么人呢?当后来者利用一些零碎的历史资料在1837年编撰族谱的时候，[56]他们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康熙年间迁海引至的社会动荡是众所周知的。当地的文献详细记载了珠江三角洲蛋民的领袖，番禺的周玉、李荣在江门的军事行动。[57]豸岗位于江门对面的潮连岛的南端，应该不会置身于事外。区氏族谱中记载的那些流散到阳江，香山的九洲基、顺德的勒流和佛山，最后定居在豸岗的人，是否就是那些聚集在江门的海寇，以及那些因迁海而叛乱的人呢。在平定之后，他们是否会占了以前的居民的户籍呢? 一个很有趣的旁证故事涉及到迁移到阳江并以打鱼为生的月湖祖一房。他们后来成员越来越多，建立了一座祠堂，当其中一个成员取得举人之后，与豸岗区氏联宗。豸岗的人表示没有兴趣，事情乃不了了之。 到了道光咸丰年间，红兵之乱带来广泛的社会动荡的时候，上述情况有可能再次出现。有两份历史资料，提到在江门和会城附近的血战中，不同派系的匪徒与由士绅领导的团练及政府的官兵在陆地和水上交战。文献记载许多匪徒的名字来自潮连，其中一个来自岗头的陈松年，他成为会匪的头目，多次劫掠江门和会城，直至其被捕和处死为止。在这些记录中，豸岗在冲突中是被劫掠的乡村之一。[58]虽然这些社会动乱是在《区氏族谱》编撰之后发生的，但多少反映出当地流动不定的移民历史，如何同大规模的暴力行动以及人们记忆的错位和断裂交织在一起。这同族谱或宗族文献中绘画的绵绵不断的世系图形象形成很大的反差。 豸岗村的地理位置令其在社会动荡时很容易受到冲击，但在太平盛世以及商业蓬勃时也拥有自己的优势。《潮连乡志》卷二，《建置略》有一段关于豸岗的市场的记载，指出一直到二十世纪，它在地区经济所扮演的角色：
这些描述并没有夸张，我们访问了一些出身于过去在豸岗从事农产品加工贩卖的商业活动的家庭的老村民，他们所讲述的自己家庭的故事，能够印证文献的记载。我们1991年访问当地两位分别时年85岁和75岁的区姓老人时，他们很肯定说，在他们曾祖父(大约嘉庆年间)的时候，建立市场的宗族设了12个公秤去主持买卖。富岗区氏和卢边卢氏控制了公秤并收费，豸岗的区氏以合伙人身份参与拍卖。[59]在市场附近的升平社有一些由来自广西的商人开设的烧石灰工场和制作船缆的工场。最重要的工场从事冲菜生产，从西江沿岸的乡村，包括潮连、荷塘、古镇等地，收购新鲜的冲菜，豸岗的工场雇请数以百计的女性从事翻晒和腌制的工作。水上的蛋民将这些产品运到远至顺德陈村、广州、佛山，以致香港和新加坡。 那位75岁的老人的曾祖父兄弟经营两间大工场，分别称为上厂和下厂，他们也都贩运腌制这些冲菜所需的盐。冲菜的销售量每年超过一万担，远至台山的商人都来做这门生意。虽然区家没有从事农业，曾祖父有能力为自己建了一座房子，并在儿子结婚时建了一间大屋给儿子，缠足的媳妇来自荷塘村一个富有的家庭。他们的繁盛延续了几代。时至晚清，江门批发市场取代了豸岗，区家关闭了其中一间工场。到民国初年，因为有一些属于渭东祖一房的成员，控告他们走私盐，他们把第二间工场也关闭了，从此这个家庭转到务农。在升平社有两间不寻常的大房子的主人，是被访问的老人的曾祖父的表亲，是月湖祖一房的人。他们是在豸岗腌制冲菜和从事贸易发家的。他们在同治年间捐谷买官，后来在香港和新加坡开设金铺和珠宝店。 那位85岁的老人的家庭也从事各种生意。他的曾祖父在江门的稻米批发市场上做买手，他的祖父生产船缆，并通过西江运到梧州，他父亲在豸岗养蚕，到容奇售卖蚕茧。这个家庭在1930年代，特别是日本占领时期，生意做不下去以后，转而向也在潮连的芝山陈氏的祠堂租地耕种。这些家庭的经历显示，随着江门兴起成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蔬菜批发市场，豸岗的市场在19世纪后半期逐渐衰落。商业活动的衰落，令到本地一些家庭改变维持和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策略，转而经营大片的沙田。 我们没有证据，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弄清楚豸岗的居民原来是否“蛋民”，但以上的材料多少显示出他们身份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在过去的历史过程中，与商业活动、社会动荡、宗族语言的运用、祭祀仪式的安排等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动联系起来，在不同的时候被不同的人们制造出不同的族群认同的标签，反映出珠江三角洲历史上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